【规划师论坛1】新时期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规则 与规划策略
本期主题：共享经济下的规划应对
【编者按】
近年来，伴随着以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快速崛起，共享理念已然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共享使城市资源的配置更加灵活高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因缺乏规划管理，也给城市的建设与治理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如何冷静、客观地审视共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探寻规划与管理策略，在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城市获得健康成长，维持城市良好的秩序，是当前规划界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共享经济下的规划应对”为主题，选发一组文章，剖析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使用规则，从城市产品、公共参与等角度探寻规划应对策略，以期为推进共享城市的建设提供思路。
【规划师论坛1】
新时期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规则与规划策略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聂晶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合林，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衔春在《规划师》2018年第5期撰文，共享经济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经济的重要业态之一，使用权分时共享的运作方式推动着城市空间组织重构。共享经济在我国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成长三个阶段，对城市空间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效益。综合效益作用下催生出共享时代的空间组织新规则，表现为多尺度与分散化的空间布局规则、混合性与多元化的空间形式规则、基于互信与共享的空间治理规则。为响应空间规则的变化，重构城市空间秩序，应从规划上创新空间供给与治理方式，采取以“行为—空间—规划”的模式精细布局共享空间、搭建共享社区平台以创新服务空间供给、构建包含空间信用管理的综合空间治理体系等规划措施，从而激发共享活动的正面效益，推进共享城市的建设。
[关键词] 共享经济；共享城市；空间规则；城市规划；应对策略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5-0005-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聂晶鑫，刘合林，张衔春．新时期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规则与规划策略[J]．规划师，2018(5)：5-11．
一
共享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一）共享经济的概念内涵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其本质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整合闲置资源，以使用权临时性让渡的方式，使供给方获取一定回报、需求方获得低价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共享经济的基础源自于社会互信，关键在于使用权的切分转让。狭义的共享经济仅就存量资源而言，广义上还包括企业购置资源的增量模式。因此，共享经济既包括、小猪短租等个体对个体的 C2C 模式，也包括摩拜单车、共享充电宝等企业对个人的B2C模式。共享经济涉及的领域有共享出行 (共享单车、停车场 )、共享空间 ( 住宿、众创空间)、共享服务(金融、家政)、共享知识(众包、问答)、共享物品(WiFi、各类物品 ) 等。其中，共享出行与共享空间是发展最为普遍的领域。
共享经济通过“去中心—再中心”的动态过程重塑了新的城市经济形态。它打破了劳动者对商业组织的依附，使服务供给方直接向需求方提供服务或产品；而为了共享的快速进行，供需双方都接入共享经济平台，形成新的交易中心。这也是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本质区别(图1)。传统商业模式的中介层级众多、交易成本较大，强调流水线的规范化产品，交易场地以实体空间为主；而共享经济模式以社会互信为基础，通过共享经济平台直接连接供给方与需求方，减少交易成本，服务场景也更加多元。
（二）共享经济的阶段特征
共享经济自国外引入以来，在我国逐渐走出一条本土化创新的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可以分为萌芽、起步和成长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运营模式，空间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之中。
1.萌芽阶段：国外模式引入
2000年前后，、等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在美国出现，并逐渐向外扩散。受此影响，我国出现了一些基于互动问答的知识共享网站、众包平台等平台模式。这一时期我国的共享经济处于模仿与学习国外模式的尝试探索阶段，在空间形式上以虚拟网络社区为主。
2.起步阶段：共享企业出现
共享经济浪潮的持续发酵最终孕育出本土共享企业。2012年，滴滴出行、蚂蚁短租和小猪短租等众多标志性共享企业出现，开启了由移动互联网驱动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这一阶段我国的共享经济模式从线上共享逐步演化到线下共享共用，实体空间的共享越来越受到关注，共享经济的空间组织形式不断丰富。
3.成长阶段：本土模式创新
这一阶段，我国的共享经济模式一方面在更多领域广泛开展，共享空间、共享知识和共享服务等模式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创新企业出现，以ofo和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不但在国内掀起共享出行热潮，而且进军海外，被称为“新四大发明”之一。我国的共享经济模式升级为由浅层物联网技术+移动支付技术驱动的经济模式发挥共享经济的对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其全面渗透到从生活消费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对传统城市空间与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三）共享经济的城市空间效益
1.正面效益
共享经济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共享经济的绩效并不是单一的。从积极的方面讲，共享经济模式通过简化交易层级、定制化服务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了改革，最终反映到空间上，形成对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与空间品质两方面的促进作用。
(1)空间利用效率的增强效益。
共享经济通过直接链接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激活了城市闲置空间与资源的使用价值，从而提高了社会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借助移动支付工具，使用权的临时转让过程可以即时完成，交易的时空成本大大缩减。其次，在共享平台上，个体服务提供者可以快速匹配需求者，使交易效率大大提升，让持有的闲置资源与公共空间的价值得以激活。对需求方而言，服务的多元化使其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基于供给方的低成本，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空间使用效率的增强使现有城市空间的潜力被充分挖掘，是存量时代城市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
(2)空间品质的补充效益。
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三种方式，即政府直接供给、公私合作与市场供给。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传统企业提供的服务往往是标准化的，过度供给还会造成市场失灵、空间失灵。在共享经济下，分散的个体服务供给方可以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以满足差异化的服务需求，同时公共空间内的共享服务供给也得到增加，共享服务的个性化与泛在化使城市空间服务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共享经济的实践证明，共享行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共享空间供给与有序化管理。依靠平台发起、政府配合的公私合作模式将有效激发社会共享潜力，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2.负面效益
作为新兴事物，共享经济的空间发展权还未得到明确，在城市空间分配中缺少制度化保障。在相关配套监管措施缺位的自主发展情形下，其难免侵入原有城市公共空间，极易导致服务过度供给，从而造成空间拥挤等负面效益。
(1) 空间发展权缺失下的空间秩序干扰效益。
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众多共享模式都是将产品投放到街道等公共空间中供居民使用。现阶段，我国企业运营管理方式仍不够完善，各类共享产品随意摆放、占道营销的现象严重，挤占了大量的公共空间，破坏了原有街道秩序。这种扰乱需要城市进一步“消化”与“重构”，而重组城市空间规则与组织形态是融入共享经济发展的必由路径。
(2) 过度供给下的空间使用效率抑制效益。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行业竞争激烈，其结果就是共享服务供给开始过剩，出现资源浪费现象，典型的如因损坏报废而形成的共享单车“坟场”，大量丢失、损坏的共享雨伞等。这些资源的供给没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提升，显然违背了共享经济的初衷，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城市的运行效率。为此，上海等多地只能通过禁止共享单车的投放来避免资源的过度供应。削弱这一抑制效益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空间供给的方式约束服务供给容量。
(3) 新旧冲突下的空间治理失范效益。
共享经济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利益的受损使得不少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产生强烈抵触情绪，如全球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 Uber 的抗议游行，我国也出现过出租车司机围堵专车司机的事件。此外，共享经济的合法性也饱受质疑，专车一度被认定为“非法营运”。由于超出现有法律的管理范围，共享经济活动与既有社会管理体系发生激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空间治理失调。
二
城市空间诉求：共享经济下的空间规则
（一）多尺度、分散化的空间布局规则
移动支付的出现建立了平等化的资源共享平台，使得城市空间的流动性更加凸显，平台上的服务供给更加分散化、泛在化。与传统服务设施的固定地点、固定规模不同，共享经济所提供的服务不再必须集中到特定的设施空间。“人+ 通讯终端”成为服务输出端口，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获取共享服务，共享经济下的空间组织尺度更为灵活，即使是小微空间也可以满足需要。随着分散化的共享空间逐渐建立，城市空间的布局将更加精细，固定的公共服务设施与“流动”的多尺度共享服务场景相互交织，共同提升城市空间的服务品质(图2)。
（二）混合性、多元化的空间形式规则
在互联网时代，各类新产业的出现使得城市土地利用更加兼容混合，公共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的关键节点。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日益成为容纳不同服务的“容器”。在同一空间内，不同的人可以接入不同的服务内容，供给或享用不同的服务；同时，同一空间被分时利用，不同时间段可以容纳不同的功能。共享经济不但在尺度上突破了原有空间的使用习惯，而且在时间上也进行了分割，导致空间的不确定性增强。也就是说，未来很难再用单一的尺度与功能来描述一个空间的性质和使用状态，混合、多元的动态空间特征在共享时代更加突出。显然，传统规划中基于功能区块的城市组织模式无法适应这一改变，需要寻找新的空间平台来整合供需双方与各类共享空间。社区能够促进人际交往、构建社会互信，是推行共享活动的理想场所。未来，需要基于共享理念，对社区的组织形式、空间使用方式等进行重构发挥共享经济的对策，使之成为共享城市的基本组织单元(图3)。
（三）基于互信、共享的空间治理规则
共享时代强调空间的使用价值与消费属性。共享经济通过即时化的服务供给，让公共空间成为消费服务的场所。构建良好的空间共享规则不仅能减少运营成本带来的资源消耗，还将规范空间作为消费品的边界。停车空间、投放空间等共享出行的布局，办公、住宿等共享空间的供给，以及移动共享服务所依赖的通信设施的建设，都有赖于政府与企业、公众共同商议，形成包括空间供给、制度保障和信用监管在内的共享治理体系，从而确立共享活动的空间发展权力。以共享汽车为例，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停车位的不足，如果政府能够提供适量的公共停车位，规范共享汽车的使用规则，将有助于共享汽车的易停、易取和易行，从而提升城市交通的效率与便利度。
三
规划策略：重建空间秩序
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直接影响着规划工作的转型。共享经济将人的需求作为核心，集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在此背景下，空间的使用不再单纯依赖于规划师的技术设定，社会建构力量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规划工作应该秉持共享开放的态度，从革新规划模式、创新服务供给和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等方面做出回应。
（一）遵循“行为 — 空间 — 规划”模式，精细共享空间布局
城市规划应以共享的理念展开工作，遵循“行为—空间—规划”的工作模式 ( 图 4)，强调空间布局的可共享性，通过分析共享行为特征挖掘空间需求，从而调适空间布局规则，并形成动态反馈机制，这主要包括行为特征挖掘、空间特征提取和空间布局规划三个步骤。
首先，通过共享的行为数据，挖掘共享行为特征。规划应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分析方法，充分分析共享时代的空间需求模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为规划编制与管理提供可靠的决策参考。当前，通过共享单车所采集的用户数据已经在多地的规划工作中得以应用，成为探索居民出行特征、优化配套空间布局的重要参考。
其次，精细化空间布局，完善通信设施配置。如上所述，用地规模的多尺度与性质的多元化是共享时代的空间新特征，这就要求采取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布局方式，灵活设置各类微小型共享空间以满足需求。在用地的功能管理上应更加突出弹性与兼容性，根据实际的社会需求给予一定的调整空间，以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共享活动的完成依赖于网络平台的资源匹配，只有拥有稳定快速的网络接入能力，才能保证资源的高效利用。因此，规划应扩大通信设施的覆盖范围，不断升级网络通信技术，优先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提供免费WiFi等互联网服务，建立共享基础设施体系。目前，针对共享单车随意停放的问题，已有多个城市推出了专用停车位，这种细节式的规划管理调控将成为规范停车行为、提升共享空间品质的重要举措。
最后，强调动态行为反馈，形成微观调控机制。规划应通过对居民行为的追踪分析，感知居民对空间使用需求的变化 ( 尤其是对街头空间、社区公共空间等微空间的分配与使用 )，并及时将这种变化反馈到空间布局之中。同时，通过合理的空间分配，优化共享服务的供给，从而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共享行为习惯，促进共享社会的形成。
（二）创新服务空间供给，建设共享社区平台
城市规划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布局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有力保障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共享经济将政府与市场连接起来，使得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更加多元。城市规划的角色应从政府型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布局工具转变为协调公共服务空间分配的共享平台，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公私合作的共享经济三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匹配相应的承载空间，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
作为这一平台的空间载体，共享社区的建设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单元、居住组团和社区。在家庭单元内，居民主要共享居住空间，共用厨房、洗衣房等室内空间，采用政府鼓励、市场运营与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在居住组团内，形成了开放的街区环境，通过采用微空间、微改造的方式，使更多的公共空间被社会公众所使用，这一层面主要由政府通过推广街区制来确保各类公共空间的供给，鼓励共享企业在遵循公共空间秩序的前提下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同时街区居民同样被鼓励参与提供和获取各类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更多的是通过社区营造来倡导共享理念，促进资源在社区居民间的流动和共享，并配合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建立智能社区云平台；采取政府保障、市场运营和社区自治的方式打造共享型社区，以动态、高效的匹配方式创新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图5)。
（三）构建空间治理体系，完善空间管制手段
共享经济是一种合作治理的经济，需要各方力量的协同互助才能更好地实现。在规划管理中应搭建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形成具体的共享行为规范，通过构建全面的空间管制体系来维护共享时代的空间新秩序。
(1) 倡导多元参与、跨界组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首先，共享经济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共享式的规划必然也是多元参与的。在规划决策与空间治理中应建立包含政府、市场、公众多主体在内的协商治理机制，在城市空间的分配、布局和管理方面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让更多群体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其次，共享活动是交流的过程，往往是跨界合作的结果。因此，应建立政府、企业、规划编制机构间的合作互动机制，由企业提供共享数据，由编制机构提供可行的共享式规划方案，而政府最终做出符合共享城市理念的空间决策。近年来，规划编制机构与百度实验室、摩拜单车等服务平台和共享企业的合作日益频繁，正是对于共享式规划模式的尝试。
(2) 完善空间管制方式，建立空间信用准入制度。
在传统空间管制的基础上，应增加共享空间管制手段，建立综合空间管制体系。传统空间管制方式往往通过刚性边界来落实城市建设管控条件，无法满足社区层面的空间治理需求。而共享时代对共享空间的管制在于对使用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依托于信用管理。因此，应建立空间信用准入制度，用于监管共享经济参与各方的行为，评估参与共享行为的诚信度，对有违共享行为规则的企业及个人给予信用降级，对维护共享空间秩序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信用加分，以此激励共享式治理的实行；同时，由政府提供社区共享空间，对信用记录不佳的企业或个人予以空间限制，禁止或有限度地享用城市共享空间(图6)。
四
结语
共享经济是通过使用权的切分转让来实现社会资源高效利用的一种经济形式。这种方式满足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之外的服务需求，完善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促进城市空间高效化、品质优质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失序、运营低效和管理失调等负面效益。为了更好地让共享经济为城市服务，需要明确其空间发展权益，规避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本文认为，共享经济的城市空间诉求为：布局上存在多尺度、分散化的趋势，形式上倡导混合性与多元化土地用途，空间管制上强调基于互信的规则。作为回应，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应遵循“行为—空间—规划”的模式，合理进行空间布局；创新服务空间供给方式，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共享资源；融入基于信用的共享空间管制手段，构建新时期综合的空间治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实现共享经济的繁荣，因此城市规划更应该充当纽带的作用，维护共享经济的良好运行，并最终形成效率更高、品质更佳的共享城市。
现阶段，共享单车的“野蛮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北京、广州、杭州、南京和南宁等地，先后因城市共享单车数量过剩而约谈企业暂停投放；上海更是采用严厉的“诚信污点”惩戒措施来约束共享单车胡乱投放的行为。简单的禁止投放并不能有效解决共享单车的供给问题，还应该通过有效的空间约束倒逼单车投放的合理化。规划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出行需求与特征，划定合理的专用停车位，并与电子地图结合形成共享交通出行监管平台，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等共享交通工具的停放位置与数量，从而有效控制城市共享交通工具的数量与分布。此外，“双创”活动的日益活跃，使众创空间等共享办公空间的需求激增，城市中的创新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完善。面对多元化的办公需求，共享办公空间的选址、布局等都面临着重构。规划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布局共享办公空间，除传统的写字楼、科技园区外，还应适当改造废旧工厂、闲置房产等存量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共享经济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足十年，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对城市的高效运转意义重大。其带来了社会生活、经济组织、空间使用与城市治理等各方面的变革，城市规划在组织城市空间布局时应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合理分配城市空间，促进共享城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