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迈进。与第一个目标“快速做大蛋糕”相比，第二个目标“公平分配蛋糕”可能更加重要，又更加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稍有不慎，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和激化，不仅不会改善收入和财富结构，反而让第一阶段的成果付之东流——历史无数次共富的经验，成功的案例很少，反而大多数时候走向了反面——富的不再富了，但是穷的更穷，结构的改善以总量的衰退为代价，所谓的索维尔陷阱。这来自历史深处的昭示，让规划者不得不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以及更富有使命的肃穆、神圣与紧迫感。好在，与过去简单的“盐铁税”和“青苗法”相比，现在有了更多科学的现代治理方法。

共同富裕让时代的聚光灯从过去的“先富”，转向现在的“后富”，以回到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初心。不可避免又意志驱使的，中国进入了“民生经济”时代，即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和市场逻辑主线的时代。这同时意味着，它也将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握手，黑猫白猫、先富后富时代，与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扶贫攻坚与高质量发展时代之间在传承、冲突与最终融汇中大激荡的时代。在这个过渡阶段，政策的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顶层设计者正从时代的高处俯瞰历史的蜿蜒脉络、理想的崇高伟大与现实的坑坑洼洼。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每一次政策的选择都是对过去的扬弃和取舍，对未来的坚持和承诺。而如果只站在利用物质利益激励要素积极性的过去，或站在私我利益最大化的西方自由经济学视角，则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转换河段的蜿蜒崎岖和水流湍急。对于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险峻财税猫共享经济 成本，数字平台的垄断资本恐怕早有体验，但这不过仅仅是开始。

如果沿着“历史三峡”的宏大假说，这一次重大的发展道路切换可以说是三峡中的最险峻之河段，是发展经济学的一次重大理论范式革命和现实政策实验。再次运用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模型，一个发展经济体能够点燃引擎跃然而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能够平稳着陆演进为一种成熟的现代社会则可能更为关键，这关系到能否进入一种不再集体焦虑的“温和与平静”，或者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艳羡的“走向丹麦”（社会福利国家的典范）。在这个理想的状态中，不再需要用增量扩张弥补存量分配的难题，不再需要用过度消耗资源和债务的高速度，替代需要结构优化和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在这个状态中，政府、市场、社会再次找到合适的角色以“保住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而对于这一切，更加注重如何增长和追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既缺乏重视，又知之甚少。中国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像发展市场经济一样发展民生经济，解决贫富差距、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以像创造经济起飞的“中国奇迹1.0”一样，创造民生主导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奇迹2.0”，这或许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含义。

一、历史重温：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民生和社会福祉才是最终目的

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是一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启蒙运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推进，在于邓小平的一段话解开了人们心中的枷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种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在手段上，而是在目的上，是不是真心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生问题或大多数人的福祉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究竟采用计划模式还是市场模式，都是一种手段。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否则就会犯历史错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借鉴苏联模式采用计划经济，虽然组织了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也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的代价。这显然就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用丢失社会主义目标的代价即人民群众生活普遍贫困、生活生产物资普遍缺乏的代价，来痛苦的坚持本来作为工具的计划经济。这显然犯了手段和目的异化的哲学错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这样的错误也已经出现，即把原本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市场经济当做了终极的目的，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心，即事关大多数人的民生问题。若单纯以市场经济为目的，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润，则很容易忽视普通员工的996压力和低收入焦虑，他们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若单纯以市场经济发展为目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的是如何招商引资和投资兴建“面子工程”，对关系到医疗、教育、城市防灾能力等“里子工程”则缺乏积极性。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十八大确立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对市场经济这一手段的高度肯定。市场经济的优点是能够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是一种去中心化、分布式的资源配置模式。它充分调动了田间地头、大街小巷、车间厂房的无数个看似卑微但汇聚在一起又无比伟大的无形力量。可以说，市场经济才是能够真正调动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它实现了供需关系的坐标系转换，将需求放到了第一位，并通过价格的信息指引实现供需均衡。计划经济则是以供给为主导的中心化决策体制，少数人组成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供给的量价清单，全然不顾社会中的需求，因此很容易导致结构性短缺。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来说，作为手段的市场和计划都不是万能的。过去施行的计划经济缺陷问题已经被事实证明，但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是完全无效的，尤其是在当前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边际成本大幅衰减的时代，计划经济处理信息问题的成本大幅降低，顶层设计者施行计划调控的基础设施更好了。同样，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是万能的，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国内外的现实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宏观信息处理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非常尊重个体创造能力及独立决策的机制，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的人本主义，但对配套设施的要求也很高。可以说，真正完美的市场经济，是既精致，又脆弱的。大部分现实中运行的市场经济，很容易表现出集体非理性、两极分化、合法性套利、盲目生产和消费，以及对社会问题、生态环保等公共物品严重供给不足等问题。

因此站在这个目的—工具二元论视角，如果缺失目的或迷失了初心，把原本作为手段的计划和市场当做了目的，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危机，改革开放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付出的各种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债务膨胀、房价泡沫等问题。实际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已经造成了中国的一次非典型危机——事关民生的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学区房泡沫可看做是公共品供给不足引发的恶性通胀）。这个重大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市场经济层面所能解决的了。

二、模式切换：从分配性努力到生产性努力，再到分配性努力

如果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视角，将宏观活动分为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类，那么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起飞，必然意味着生产性努力总量和占比的大幅提高，生产性努力是人们共同发力一起做大蛋糕的过程，是用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思路。而分配性努力则不同，从贬义的视角来看它是指，不是一起想办法如何做大蛋糕，而是蛋糕还未做大就把如何分配放到第一位，是一种基于内卷和存量博弈的寻租和制度套利活动。分配性努力培养出了一批食利阶层，当这个阶层占比越来越高，负责生产性努力的群体不足以维系这个耗散体系的时候，社会治理的范式转换就开始了。

在分配性努力占主导的经济体中，事关分配而非生产的权力最为重要，这就会形成不利于发展的一种激励体系，即激励人们去通过各种非生产性活动来获得权力，从而占据分配性权力链条的有利位置。在这样的分配性努力社会里，围绕权力博弈的政治动荡甚至是军事动荡最为常见，此时围绕发展构建的国家体系失败，从而也就失去了激励生产性努力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当每个人都发现辛辛苦苦的生产性努力不如钻营权力的分配性努力时，一种典型的“政治衰退—国家失序—经济衰落”的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最终社会形态甚至会收敛到无序的丛林状态——军政府出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些国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种状态。

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当后发展经济体的要素红利和制度激励空间逐渐消耗完毕，生产性努力必须要公平的分配才能进一步激发的时候，分配的问题就要放到第一位。此时，公平与效率不是互斥的、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共生的，公平成为了一种效率，一种更有利于长期价值创造和社会环境稳定的制度基础。此时，我们对分配性努力的定义和认知也应该发生变化，分配是为了更好的激发生产性努力。这个分配性努力，不同于上面带有贬义的定义，而是存在于正向的话语体系和思想内涵里了。这个旨在激发生产性努力的分配体系，是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成为解决新的主要矛盾的一把钥匙，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节奏。也就是：

如何通过更好的分配蛋糕，以继续更好的做大蛋糕。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通过市场经济实施的需求侧改革，五年前为了降低内循环的成本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今天，更重要的则是分配侧改革。也就是，在国民收入总量的分配中，企业（资本）拿了多少、劳动者拿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的问题。如果劳动者的生产性努力成果绝大多数给了政府和企业，那么还能有多大的积极性？或者，再努力的生产性努力，也比不上租金型社会的分配性努力，那么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会不断衰退。而民生经济问题的症结根源，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需求侧也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是分配侧的问题。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高层已经将分配问题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总分配体系，并再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民生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会将分配问题放到首位，基于公平的分配性努力将成为政策逻辑的主线。

三、走向丹麦：从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到丹麦模式，构建成熟的现代福利社会

“丹麦模式”几乎是每个政治学家的向往（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家，却是社会治理和和谐发展的典范，“它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非常契合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丹麦，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并没有多少人失业；社会福利较高，但并没有多少财政赤字；选民政治，但行政决策非常有效率，腐败极少，政局非常稳定。最为重要的是，丹麦整个社会非常和谐，财富差距非常低，人们的生活安详宁静，没有其它国家这样那样的焦虑和社会矛盾。丹麦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直让很多政治学家流连忘返的研究。

但是，毕竟丹麦是一个小国。与丹麦相同状态的还有一个小国，但是采取的却是与丹麦完全相反的威权、集权统治。甚至更甚，因为新加坡的政治里竟然还有古老的血缘世袭在里面（李光耀“传位”给李显龙）。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在抵达“丹麦模式”的进程中，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或者说，目的只有一个，“走向丹麦”是一种目的，但实现的道路却并不是唯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高层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再分配运动，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断夯实分配与民生的基础性制度体系的过程。这意味着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1.0是做大蛋糕，那么改革开放2.0就是分好蛋糕。换句话说就是：

通过国家的分配性努力，以提高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减少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私人分配性努力活动，因为这些非生产性活动是以消耗结构为代价的。

毕竟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历史悠久、国情复杂，各地区、各阶层发展不平衡，民生经济很多领域发展不充分，“走向丹麦”的路途还是需要自己探索。丹麦是一个小型经济体，经验不能照搬，但目的和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要在第一人口大国施行共同富裕，解决民生问题，这个工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需要像市场化改革一样，走渐进式改革的路线，既要通过分配手段提高后富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又不能打击先富者的积极性，更不宜宣导一些简单粗暴的“均贫富”言论，更多的是减少临时性的各种办法、指令，多采用立法手段稳定长期预期。

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性的走出“共同富裕”的“索维尔陷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索维尔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财富再分配政策，导致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始于均富，终于均贫”。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再分配政策压制了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导致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同时大幅降低了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因为人们害怕均富政策对个人财富的剥夺，所以还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夜之间花掉储蓄。同时，基于未来可以创造财富的人才或者“躺平”，或者出走，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最终经济走向了贫困。

因此“走向丹麦”的过程应该是渐进式的财税猫共享经济 成本，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走向“民生经济”，即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品供给，让低收入阶层生活有保障。这个阶段的难点是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央地财税体系，激励地方政府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到“里子工程”中，让中央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给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承担准公共品或公共属性并不是那么高的物品。平衡财权和事权，让地方政府逐渐摆脱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过度依赖。

第二阶段，走向“差别富裕”，仍然有先富后富的差距，但是整个社会总体上是富裕的，这个比小康社会更进一步，关键是两点：一是机会公平，差距是暂时的，让后富看到通过生产性努力取得成功的希望；二是生存保障，对最差的那部分老弱病残弱势群体要有社会保障兜底。差别富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中间状态、过渡阶段。

第三阶段，走向“共同富裕”。注意这里的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等的富裕，而是一个通过现代法治和治理体系逐渐缩小差距，先富—后富阶层间可以动态流动的概念。富裕代表的是生产性努力的奖励，而非不劳而获依靠继承、收租、权力等分配性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因此走向富裕的关键是国家合理科学的分配性努力，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制度性改革，降低对生产性努力的征税（工资所得税），提高对分配性努力成果的征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尤其是提高社会在分配体系中的作用，让先富更主动、更自愿的承担起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带领全国共同“走向丹麦”。

总之，中国进入“民生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和政策取向的变化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逻辑。先富者们不能再只顾自己“埋头赚大钱”和“精致利己”，而是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扶助弱势群体，与公共部门一起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助力法制社会建设等等。因为他们的富裕，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绝对的生产性努力，而是这个时代馈赠分配的“红利”，它本该属于这个社会。而一个长治久安、和谐稳定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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