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解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应该追求以共享发展为奋斗目标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经济学，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享”是一种生产关系。劳动成果人民共享与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相对立，前者应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研究共享经济不能否认由客观生产力差别所决定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多样性，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共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条件下，可以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不可一蹴而就，也并非遥不可及。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由于劳动者的自然禀赋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的不同，按劳分配结果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这不仅不会带来财富和收入的过分悬殊，反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以共享发展

为奋斗目标的核心理念

中国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解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应该追求以共享发展为奋斗目标的核心理念。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之所以要代替资本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享有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马克思说，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列宁强调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使所有的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毛泽东曾经说过：“在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共享经济学，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邓小平更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共享理念在中国不仅具有实施的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我国社会主义的长期建设实践，不仅为实现共享提供了丰富经验，而且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追求共享为独特优势，并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这一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是人民大众普遍的自由和幸福。任何偏离这一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都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害，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完善

中国特色的共享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人们生活水平获得很大改善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在扩大。对此，需要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经济学。

第一，引导“一个预期”。共享发展最重要的预期来自教育预期。社会公平首先是教育公平，资源共享首先是教育资源共享。教育资源共享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奉献意识、创造精神和生存本领。为此，要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共享经济学，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

第二，坚守“两大底线”。经济制度底线和运行机制底线是共享发展的两大底线。经济制度底线指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我国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也要求以公有制作为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才能为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所谓运行机制底线，就是允许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范围。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资源应该是一般性资源，而非全部资源。换言之，市场作用是有边界的。对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应划定资本作用的边界。

第三，完善“三层制度”。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制度环境，完善三个层面的分配制度。（1）初次分配层面，需要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适应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工资制度。这是关涉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决定环节。（2）再分配层面，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做好精准扶贫，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个人综合所得超额累进税制改革。（3）三次分配层面，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式扶贫的体制机制，完善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促进社会救济、社会互助等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第四，突出“四项重点”。首先，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过程中，党和政府应充分发挥政治体制优势和后发优势，创新治理理念、发展战略和共富政策，在追求发展成果共享的同时，有效抵御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破坏性。其次，贫困地区要增强自身“造血”功能，集聚各方要素资源进行产业升级。完善贫困人口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再次，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最后，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督、管理和控制，避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经济学，是一项复杂工程。需准确定位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共享发展中的角色，解决共享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才能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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