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现实与想象力
“共享”的应用和普及实际早已有之,信息共享即是互联网2.0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而共享经济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产物,移动互联网及移动支付的大众普及,使得共享经济得以在近年发展成为趋势。
2015年伊始,“共享经济”四字开始频繁现身于各大媒体。
“共享经济”作为术语最早由美国社会学教授Marcus Felson和JoeL.Spaeth于1978年提出。狭义而言,共享经济的核心实质是指个人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使用权的共享,并从中获得一定收益。
“共享”的应用和普及实际早已有之,信息共享即是互联网2.0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而共享经济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产物,移动互联网及移动支付的大众普及,使得共享经济得以在近年发展成为趋势。
2010年前后,随着Uber、Airbnb等一系列实物共享平台的出现,共享开始从纯粹的无偿分享、信息分享,走向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共享经济”。
据统计,2014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已达到15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3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36%。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教授龚焱表示,“共享经济的意义在于,60秒内你就能立马变成一个企业家。你可以共享你的房屋、你的车,任何东西都能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小微企业家。这是21世纪一种全新的形态。”
未来,许多人可能仍会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但它并不是全部。你可能同时是Uber司机、Airbnb房东、Instacarter买手……通过这些共享经济平台,你可以灵活地交换时间、技能和金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还可以从中交到不同圈子的朋友共享共享经济的产物,获得新的技能和职业机会。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共享经济还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职业道路,抵御潜在的失业风险。
“Uber已成旧金山最大的就业提供者”
共享经济借助网络作为信息平台,以闲置资源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为本质,以物品的重复交易和高效利用为表现形式。
通过公共网络平台,它将个体所拥有的作为一种沉没成本的闲置资源进行社会化利用。物品或服务的需求者通过共享平台暂时性地从供给者那里获得使用权,以相对于购置而言较低的成本完成使用目标后再移转给其所有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分享型经济倡导“租”而不是“买”。
共享经济的出现降低了供需两方的成本,提升了资源对接和配置的效率。这不仅体现在金钱成本上,也体现在时间成本上。以Uber为例,它将线下闲置车辆资源聚合到平台上,通过LBS定位技术、算法,将平台上需要用车的乘客和距离最近的司机进行匹配,从而达到对线下车辆资源整合的目的。
同时,共享经济提供的非标产品,通过平台凸显了个人的品牌和信誉。共享经济平台供给方不再使用商业组织的头衔而直接面向顾客提供劳动或服务。他们在庞大的商业组织中,被忽视的能力和才华,可以通过共享经济平台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比如,Airbnb即以独特的民宿体验成为共享经济的重要平台之一。Airbnb并不致力于提供标准化的酒店,而是通过bed&breakfast为顾客提供具有本地化、人情味丰富,或者独特的体验。比如,在瑞士雪山的缆车上提供豪华套房,在旧金山提供树屋。Airbnb的房屋出租者为了在众多供给方中脱颖而出,也在房屋布置、装潢上、早餐等服务商更花费心思。
截至2014年底,Airbnb已获得融资估值250亿美元。而Uber的估值则已高达640亿美元。全美已有16万Uber司机,单2015年12月就有4万名新司机签约,Uber已成为旧金山最大的就业岗位提供者,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公司。仅中国地区,Uber的推广费用就达10亿美元。
共享经济的中国本土化尝试
在中国,共享经济也已开始了本土化尝试。比如, Airbnb的中国学生之一“小猪短租”就是本土化的案例。
小猪短租的创始人、COO王连涛称,“共享经济这个模式看上去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所谓的障碍,但把这些起步阶段的障碍解决之后,它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在平台启动期最大的障碍便是平台零基础,王连涛说,“作为一个平台性的业务,需要有人参与到共享经济,才会有人使用共享经济的供给,但真正在早期能够参与到分享经济的人极少极少,甚至没有,如同沙漠建绿洲。”
王连涛将他们的解决方案戏称为“土法炼钢”,“让我们的创始人、员工、员工家属去做房东,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去解决早期的供给问题。”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共享经济的业态,去住在陌生人的家中,对于国人而言门槛不低。“这个使用的障碍是你没法知道对方是谁,不知道房子是不是真的像照片、文字描述得那么好。”
早期的生态决定了小猪的用户是小众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猪开始起步。
三年来,小猪短租的发展是运营不断变化升级的过程。“我们去观察人群的变化,观察人群在选择房子的时候最关心的维度是什么。”王连涛说,“比如,一开始用户最关心信息的真实性,我们就上门去验真;用户关注照片的真实性,是不是能反映房源位置、卫生状况等,我们在照片运营上就要把它做到极致;比如我们发现用户在选择时对点评特别关注,关注他人的体验,我们就要在点评运营增加驱动,让更多的人去写点评,更多房东去回复点评。”
在实际运营中他们发现,很多房东没有太多时间去接待房客,很多房东无法实时到达房屋,“我们就开发智能门锁,通过智能锁的经营让房东即使不在仍可以让房客进入房间”。
再如押金。原本的押金规则是线下收取,房客、房东都觉得麻烦,小猪短租就需要把押金的体系放到线上。
这些都是观察用户变化共享共享经济的产物,在运营体系上不断升级来应对和实现。现今,小猪短租的日房东申请量已从最初的一月百人到一天四、五百人的数量级,实现了一个平台型的业务转变。
“享借”是另一个共享经济的中国先行者。作为租借平台,“享借”的早期定位平台是一个闲置用品互相租借的美好社区。物品的相互借用除了线上押金外,不产生其他任何租赁费用,其创始人李厚辰更为看重的是平台的社交属性与社会价值。
但在实际的应用中,用户通常会直接去购买,而很少会首先想到借用。“慢慢我们发现,物品的再分化能够让格局更加清晰。比如游戏领域,单价高的物品,流通可以提高其使用频次,降低单人的使用价格,同时游戏领域本身具有较强的虚拟社群属性。”
李厚辰是一位85后的创业人。在共享经济的探索中,他更像是一个理性的观察者。李厚辰认为,“消费者有两种理由选择共享经济,其一是它足够便宜,其二是它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不同体验。”
未来:脱下共享经济的神话外衣
当下,共享经济的整体环境在持续发生着正向的变化,共享经济的知晓度问题已初步建立。
“目前,中国已经从一个所谓的短缺经济走向供应过剩的经济,几乎每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前提本身就给共享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现代人已经在认知上有了双倍盈余,盈余需要分享,需要在社会之间进行传导与互助。”龚焱认为,“共享经济在整个GDP中、在社会分布中将占有更大比例。”
王连涛对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现在已经有了大众的认同度,共享经济这扇门已经被打开。”
不过,在不少行业领域,共享经济仍面临着长跑般的融资烧钱、规则漏洞不断、口碑褒贬不一。如何创造稳健的商业价值,如何让共享经济的平台效益得以发挥,仍是更多中国共享经济开拓者的命门。
王连涛也认为,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态度、行动,政策和法律的跟进,将对其大生态发展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的指导与监管将能够促成共享经济生长为一个更大的平台,减少从业者们的后顾之忧。王连涛道,“这是我们2015年看到的最为重要且关键的变化。”
李厚辰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模式更可能成立的行业特质之一,应是其所创造的场景和体验更为复杂。也即共享经济所制造的新体验、产生的新服务,应是让用户能够拥有更多场景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和模式的满足,是原有的场景或模式难以甚至无法满足的,或者体验欠佳的。以小猪短租为例,它所满足的需求让用户拥有想象空间,而这个想象在原有的模式中难以被较好满足。
“比如一个记者出差上海,需要停留一个月采访。他对房型、位置有要求,希望每天自己做饭,也不必去洗衣房。这种情况下,酒店没办法满足,长租市场也找不到合适房源。但个人分享的一间1室1厅在市中心的房源,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价格不是绝对便宜,但能满足记者所需要的场景。那么他就愿意去为这个场景买单。”王连涛说。
这一高门槛、重体验的经济模式,需要创业者经历早期一个相对漫长的培育周期。不断观察人群,调整运营,积累口碑,精细化运营体系。如果这一模式能够持续为其两端用户创造价值,那么它将能够度过早期的积累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平台阶段。
对中国的共享经济环境而言,其优势在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伴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分众化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多元且明显。而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在逐渐消除影响共享经济发展的障碍,让虚拟的交互在交易中能够成为一个个真实可信的个体,同时操作简单、便捷。
“海外的共享经济走在前面,它已经对很多的产业、行业带去了全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出现和发生在中国也一定会出现,甚至会比欧美更大,”王连涛说,“毕竟中国内地市场有13亿人,北京甚至是10个旧金山的规模。从需求的角度而言它有绝对性,在这个角度上说市场的机会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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