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共享型平台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市场上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类共享型平台企业开启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且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

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统计，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指的是一种资源交换与分享模式，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平台，在平台上进行闲置资源的互通与分享。

本质上这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社会闲置资源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精准对接，从而提高社会闲置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当前大热的滴滴、Uber、Airbnb等企业都是基于共享经济模式而建立的共享经济滴滴打车发展历程，他们通过共享使集合的社会闲置资源使用价值最大化。

然而，伴随着共享型平台企业近些年近乎指数级的疯狂发展，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也闯入了我们的视线：黑车接单（系统中显示的接单车辆与真正前来接乘客的车辆不符）、司机甩客（把乘客丢在高速路上独自离开）、殴打乘客、房客遭遇性骚扰……

这些共享平台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让我们开始对安全充满担忧

直到前段时间，未满21岁的祥鹏航空空姐李某在深夜搭乘滴滴顺风车时惨遭杀害，一时间滴滴成为众矢之的，关于用户安全的问题上升为全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

这一事件的发生，滴滴公司作为运营平台，难脱监管不利的责任。

一方面，滴滴公司对于司机准入门槛过低，对人员、信息等审核管理不利，是导致这一恶性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滴滴难辞其咎。

另一方面，滴滴打车本身就是新生事物，这类共享经济下的平台型企业有其自身属性，他们在改变人们旧有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对社会配套措施、监管环境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恐怕单纯依靠滴滴一家公司把所有安全隐患问题都解决掉，也不现实。

这一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了现阶段公共交通或服务运营平台监管的缺失，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建设也不到位。此外，全社会各相关平台也没有有效共享信息、实现相互协作。

无独有偶。

Uber和Airbnb也都在几年前曝出过类似问题：2015年，印度Uber的一名司机就因强奸女乘客，被判无期徒刑。而这名司机在此次犯案之前，也曾因另一起强奸案被警方抓捕过。2017年，墨尔本Airbnb上预订了一间民宿的顾客，遭到居住在该房的三名男子的杀害。

由此可见，这类恶性事件并不是滴滴一家公司遇到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可能是当今共享经济下，平台型企业在创新商业模式、整合社会闲散资源的同时，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实之前安全隐患一直都存在，只是相对于此次发生的滴滴司机杀人事件来说，有点“不痛不痒”，因此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如果不能从整体机制上着力改善的话，可能问题还会发生，只是怎么发生、何时发生、或者是否曝光的问题。

对于此次事件暴露出的安全问题，不仅滴滴公司，社会所有相关组织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积极应对，尽快落实解决方案。

那么，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呢？

我们考虑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

一、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宏观层面来分析

（1）相关机构应该加快立法与规则建立

明确共同治理的公共安全事项，明确相应的责权关系，制定公共交通系统中各自的责任主体及处罚机制。从大环境上建立法制的健康生态。

虽然滴滴类企业相对于传统企业，属于新生事物，但相关机构也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及纠纷处理原则，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建立判例依据及标准。这是提前预防问题，以及出问题之后避免扯皮的前提条件。

不论什么类型的企业，仅靠自身自觉来完善服务工作是很困难的，必须从政策法规层面，对滴滴类平台型企业提出更高的内部监管与运营要求。

（2）建立人才诚信档案的共享机制

心理学上说：“人的行为有因，行为一致性。”坏人大多不是一天变成坏人的，也不太可能毫无征兆的、就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出“坏”的特质，就像这次的顺风车司机也是有前科的。

所以，完善居民诚信档案，建立审核机制，进行社会诚信调查。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在公共平台内部共享一些对个人违规违约现象的记录（如违法记录、多次欠款未还记录等），审核时也可以针对这些人再花精力和时间重点审查。

（3）完善公共交通及各类公共服务方式

让民众具备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比如，到了晚上出行的时候，是否我们只有出租车或顺风车这一个选择，还是有更安全的公共出行方式选择的可能性？

笔者就曾在项目出差的经历中，多次遇到过由于下雨下雪或时间晚了，而没有公共交通方式可供选择，也打不到正规出租车，而不得不选择黑车回家的情况。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

因此，除了在大环境和政策建设方面增加监管和立法外，完善公共设施与服务方式，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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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平台型企业管理改善的微观层面来分析

由于我们是专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分析与咨询服务工作的，所以，对于平台型企业的管理改善，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人的管理不到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在共享经济下，处于闲置状态的人力资本通过互联网或企业平台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让渡，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这些人虽然没有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仍然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及劳动，并由此获得报酬，他们也是企业的人力资源。

非雇佣员工（也有人称之为“半挂靠员工、半契约式员工”）的出现，使得企业边界变得模糊，因为任何一个非雇佣员工的行为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影响，就像这次的滴滴事件。

据统计，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的企业员工数仅有716万，但实际的服务提供者，即非雇佣员工的人数却达到了7000万，是正式雇佣员工的10倍。

共享型平台企业不仅要像传统企业做好内部雇佣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选、用、育、留），更要对非雇佣员工做好管理，因为他们不论是从体量上，还是管理难度上，对于组织来说都是更大的挑战。

（1）加强对信息及服务提供者的审核

由于分享经济多数是依附于独立运营的平台进行，在平台上提供相关共享产品及服务的个人，与平台间基本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

作为第三方的平台型企业，很多时候只是信息发布和匹配资源，对于提供共享产品及服务的个人是否具有相关资质，是否在过程中存在违约现象，或是否存在损伤对方利益等问题，无法进行核实操作，导致一旦出现问题，只能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来承担损失。

就此次发生的滴滴司机杀人事件来说，显然与前期滴滴公司没有做好非雇佣员工的甄选与审核工作有直接关系。如果滴滴公司在前期审核的时候能更加严格，而不仅是上传个身份证就通过的话，很可能会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毕竟这个司机是个有过犯罪记录的人。

对于快速发展的平台型企业来说，或许提高审核门槛将意味着牺牲扩张速度、增加管理成本。但任何企业要想走得长远，都不可能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

更何况，加强对平台所发布信息及服务提供者的甄别与审核，是确保安全服务、降低风险的最基本手段。而提供“安全可靠服务”是平台型企业想要健康发展的前提。

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线性发展，它们是呈指数级速度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一旦出现民众整体的信任危机，那么这些企业商业帝国梦的崩塌可能也是一瞬间的。

短期来说，平台型企业可以增加一些基本的任职资格要素，来进行人才甄选。如：申请资质方面，可增加一些简单实用的信用指标（如无违法违规记录、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证明等），也不至于给企业增加过大的审核成本。

举个简单例子，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对司机要求必须有北京户口，有的公司对财务人员要求也是具有北京户口共享经济滴滴打车发展历程，其实就是通过最简单的门槛设置，来控制风险的做法。

当然并不是说有北京户口的人就不会犯罪，而是对于一个外来人口非常多的城市来说，通过有固定住所、稳定家庭及社会关系等，降低其犯罪随时跑路的可能性。再比如说，银行批复个人贷款的时候，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有着更快的审核周期，其实也是本着“相信有稳定工作且有组织约束的群体，违约概率更小”的基本逻辑。

（2）加强对非雇佣员工及用户的培训

通过平台工具、使用规则、奖励原则等基本内容培训，使得服务提供者能够更加了解平台，能够按照平台所鼓励的行为开展服务，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通过明确的约束条件及责任承担方面的培训，让服务提供者了解哪些是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带来的惩罚等，避免由于不知道问题严重性及后果而做出负面行为（相当于普法教育）。通过应急及急救等方面培训，让服务提供者及使用者都能够了解到遭遇紧急情况时该如何应对（包括考虑建立直通的报警电话及应急定位捕捉等）。

当然，平台型企业对于非雇佣员工的培训，肯定不能像常规企业培训内部人员那样，能组织内训或公开课，通常只能借由平台的界面（网页或APP）来实现。因此，可以通过设定最低在线学习时间、定期答题考试成绩等学习培训指标，来作为非雇佣员工的上岗条件。

长期来说，企业内部可以逐渐通过服务打分机制（如滴滴的乘客对司机服务的打分，是否有爽约行为，是否文明驾驶等），完善对非雇佣人员的评估与二次筛选，然后通过大数据记录，实现智能派单：对信用不良的司机直接淘汰，对信用评价不那么高的司机少派单，只有信用非常好的司机，才能不断接到更多优质订单。通过评价结果反馈和大数据的支持，实现正向引导与激励。

企业外部，可以通过社会各平台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实现共同协作和信用审核。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平台型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些平台之间首先可以实现信息共享。

比如，一般来说，喜欢网购的人，往往淘宝、京东、以及其他购物APP都用的多，而且消费行为通常都是有一致性的（购物习惯如何，是否总退货、是否利用差评诈骗商家赔款、或欠款不还等）。

所以，在一个系统内建立起来的信用情况，可以共享到另一个平台上。企业还可以与通信、公安、税务、网信、银行等机构和平台合作，在非雇佣员工进行注册和认证时，重要信用信息可以直接从相关机构获取。

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将非雇佣员工的注册账号与其社交账号关联绑定，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其相关信息、社会属性和信用水平等进行进一步审核。

（3）设立保障基金，完善保障赔付机制

毕竟，非雇佣员工与平台型企业的关系相对独立，平台型企业除了必须做好审核与监管工作之外，保障好用户与提供服务者的双方利益，解决好万一出现问题，任何一方可以有效及时得到赔付，也是必须考虑的补救措施。

平台型企业也可以考虑与第三方保险公司合作，完善赔付机制，明确赔偿金额、赔偿标准、赔付方式及时效要求等，这未尝不是一个对用户、服务者和平台型企业三者负责的保障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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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伴随着共享经济的高速发展，非雇佣员工成为平台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与难点。然而一次又一次安全事件的出现告诉我们，解决伴随非雇佣员工这一新型劳动关系而来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还需政府、企业、公众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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