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展开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陆续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在这些变法内容之外，王安石为了进一步增加政府财富繁荣社会经济，他决定卖酒。为了更好的卖酒，我们这位大政治家想出了一条好计策——“官卖酒用妓作乐”，说白了就是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销售”，让妓女既卖酒又卖身。

宋代汪拯《燕翼谋贻录》中记载：“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民，设一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愿，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竞争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架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今官卖酒用妓作乐，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不一厘正之者何耶？”

王安石真不愧伟大的政治家、理财专家，他将妓女的社会作用发挥到了最大点—除了满足男人性欲之外还能增加政府财政。不管这些妓女愿不愿意无疑的都为改变北宋的积弱局面做出了“贡献”。王安石一个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拒绝入席的人却为了政府利益不惜牺牲妓女权益。可见作为个人的王安石与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有很大区别的。王安石的政敌苏轼高度评价王安石为人。他说“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梁启超先生给予王安石更高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就是这样一个“完人”竟会让“官卖酒用妓作乐”。其实在我国最早利用妓女增加政府财富的还不是王安石而是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续集》卷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共享经济 妓女，此即教坊花粉钱之治也。”可以说管仲正式设立娼妓制度，而且还是“国营企业”。除了为齐国创收之外，开发妓女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减少强奸案发生率有利于社会稳定；官妓是最好的公关小姐可以为齐国招揽大量人才。管仲首创的官妓制度对后世中国妓女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真不知道妓女碰到管仲，是的幸运还是悲剧？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政治家会这样利用妓女，西方政治家也不例外。古希腊雅典的大政治家梭伦在改革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设国家妓院。当时人们称赞梭伦：：“梭伦，啊伟大的梭伦，你建立了公娼制，保障了良家妇女的安全，使她们在大街上不再受那些性欲旺盛的男子的追逐。”

王安石、管仲、梭伦三位伟大的政治家都打起了妓女的主意，在他们眼中妓女是挣钱的机器，社会安定的润滑剂。这是就政治家的“胸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政府利益和妓女权益当中，政治家们毅然决然选择了前者。人性关怀让位于当局利益。这是妓女的悲哀，政治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

我们从不怀疑这些政治家对国家的贡献，可是这贡献是建立在妓女“献身”基础上。国家利益践踏了人性，也许在政治家看来妓女并不是“人”，她们只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而已。没错，历史是“大人物”的风光史，但它更是“小人物”的辛酸史。

相比妓女，政治家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个政策可能对其他人或者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共享经济 妓女，他们才要谨言慎行，通盘考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其他人的幸福。

让人痛心的是当代某些无耻政治家响亮的喊出了振兴经济新口号:“牺牲两代妇女，换来民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