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共享经济领域掀起“上市潮”，共享经济的春天真的来了？
现在越发依赖手机的人们往往会因为手机电量报警而感到焦虑，由于这种需求共享充电宝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到市场，迅速获取了大批的用户。但是，当消费者养成使用共享充电宝的习惯以后，共享充电宝却屡屡被传出涨价的消息。不仅是涨价，共享经济领域公司的上市步伐也在加快，这波“上市潮”是否意味着共享经济迎来了春天呢？从共享消费到共享服务，从共享知识到共享生产，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呈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而互联网高效快捷的特点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便利。中央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邀请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解读共享经济的相关热点问题。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成文，供读者参考。
01
首先我们谈一下最近共享充电宝集体涨价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怪兽充电和街电充电在最近的一两年比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贵了很多，尤其最近曝出来在西湖景区，涨到了夸张的十块钱，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能请您简单说说共享充电宝集体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吗？共享经济为何越来越贵？
孙立坚：实际上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充电宝的产业，它和我们一般的行业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今天数字经济、平台模式都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流量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就带来了先发优势，也就是做的早的这几家，通过大量布局商家的充电站（网络）的构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规模效益，这种规模效益带来了老百姓讲的垄断的力量。
如果说其他商家想跟进这种盈利模式，就明显暴露出后发的劣势！因为烧钱布点，实际上地域空间已经被抢占的差不多了，地价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动态中向上调整，而老百姓在这方面也不会出现多元化的选择，他们只会下载有限的app，记住最开始使用的几个品牌。所以这样的话呢，谁家做的早，网络撒得开，谁家的便利性能力就强，于是，这样就会使得垄断成为这个行业的重要特征。
最近我们国家已经对平台垄断的问题引起了重视，而且对代表性的事件加大了惩治的力度以打破这种自然垄断现象。那么，为什么垄断会带来社会问题呢？它不是企业发挥规模的经济性的有效手段吗？区别企业规模做大对消费者带来的是更为价廉物美的积极效应还是通过操纵价格来增加消费者的支出负担这样一种消极的力量，事前是很难判定的。即使事后要做出公正的判断也不简单。
如果纵容追求垄断利润的商家行为，就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会导致社会大众只能接受高额的价格或同质化的商品或服务而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发现商家之间的竞争没有了，而是由少数几家制定服务的价格或控制着的市场的份额，那么，消费者只能够在充电需要的时候要么接受高价格，要么不得不放弃充电中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选择了。有时为了在急需的时候与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是自己单位的同事能够及时取得联系，就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了。
另一方面，若盲目遏制企业做大做强，也会破坏企业的创新动力。所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精准判断垄断利润的程度是减少社会福利损失的必要手段，也是政府放管服的工作抓手。
有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景区，这种垄断的现象更加明显，它的价格起得非常高，所以要让商家降下价格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一环。但这当中也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流量的构建成本。它前期投入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能通过后期价格的调整来弥补前期投入的代价，那么大家就都不会情愿去做这种流量的模式。
所以看上去这个流量是一种普惠的数字经济模式，让大家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享受随时充电的便利性，但这种商业模式的形成又有它前期流量形成的代价问题，谁来承担的问题。所以最后涨价给今天已经离不开这种便利性服务的消费者，这就是一个业态当中共有的商业现象。
当然今天我们要想打破自然垄断，一方面需要放松管制增加更多“电商”的进场，但你又发现这些做普惠经济的商家，如果没有流量这种商业模式来支撑它，只是靠今天一小部分的市场份额来解决前期投入，可能会出现成本和收益不匹配的问题，这样也就没有人愿意做普惠了。所以普惠带来的垄断性质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研究的数字经济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02
有观点说，做共享经济的企业一定要把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上。因为有人说，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这类的共享产业为了回血或者说是为了不做亏本买卖，它涨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在没有服务的基础上去涨价，这必定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说他们要做的是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优化体验，提升产品和应用能力，而不是动不动就烧钱大战。我想请问您认不认同这种观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孙立坚：现今这一类共享经济的企业要有创新的精神，要有社会的责任感，不能够简单地用形成一个排他性的商业网络的方式，让消费者没有办法做出多元化的选择，最后以垄断的价格来把前期高昂的成本收回来，如果今天资本市场通过上市能够反哺我们普惠企业的资金的成本问题，那么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价格的模式，就应该可以通过资本化的力量得到友好地体现，即可以通过降价的方式，而不是垄断的方式应对市场的需求。但前提是要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这一点政府部门也应该通过监管方式，增强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而不能够让它既拿到垄断的价格，又要想通过资本市场去捞一票，这样一种欲望的贪婪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甚至是通过上市去过度地包装它的财务报表，包装它的业绩来欺骗社会大众。我们发现有很多劣质企业的“出彩业绩”，就是通过垄断价格或隐瞒信息或不正当的交易行为来获得魅人的利润，而并不是通过真正的有价值的服务带来的利润增长，在这一点上，监管部门一定要加强监管，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上市以后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国家也应该在普惠的赛道上面，在税收的负担上面让好的企业有较好的降低税负的政策红利，使得他们不能把今天前期流量的培育成本过度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而且以垄断市场（价格）的方式向依赖他们供给的消费者敲竹杠。
所以要把普惠真正永远做到家，而不能够前期普惠，到后期当消费者摆脱不了它们赛道的时候，却让老百姓为自己的方便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现象，不能让它发生。
03
怪兽充电的上市，是否代表着共享经济的春天来了？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目前的共享经济（包括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等）发展到今天，最大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共享经济的发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孙立坚：怪兽充电这样一个上市的现象，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类似于这些共享经济的业务模式的企业，今天都走出了一个去美国市场上市的资本化渠道，这里面有几点我想强调：第一点，我们前面也说到它们的前期投入成本非常高，在布局网络、客户的黏着率和服务黏着率上，营销的支出和网点的物力成本的投入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要拿回这样的成本，实际上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够在实际的业务服务上面获得较高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普遍地都还没有从亏损的状态中走出来，只不过营销额或者是毛利这一块，今天表现得还不错，但明显地体现了这类业务不断增长的格局。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类流量业务要维持一个长期发展的共享经济的模式，如果单靠自己投入成本和最后服务营销来回流资金，他们可能会出现资金链的断裂、乃至不可持续的后果。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潜在的市场，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利润回流的速度和规模都高于其他市场。
所以，在资本市场上，海外的投资平台对于中概股这一类共享经济的电商因其未来成长性可观都给出了一个较高的估值，于是中国这类企业就通过海外上市这一资本化的力量，降低融资成本，甚至通过自己的高估值带来的财富性收益的增长，使得他们在做生产性、服务性这一块实体经济的赛道上的暂时亏损，可以通过这种上市来弥补，甚至是带来了较为可观的利润。
再者，通过资本上市，可以让自己企业的品牌，不仅在中国的市场打响，也增加了海外投资人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这样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我们务必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经历瑞幸咖啡曾经受过的教训，也就是说没有很好地把自己的业务模式向海外投资者进行信息的披露。甚至有一些披露的方式还是按照中国国内的披露方式去到海外上市，最后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像瑞幸咖啡在海外遭遇了逆袭，它的股价大幅度暴跌，最后以退市的方式让它离开中概股资本化的道路。所以这一点，就是对于我们这一类需要漫长的业绩、需要未来的业绩才能展示好公司的这样一种业态，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应该如何真实地披露信息，从而获得投资者认可。
这样的企业今天已经有了流量的优势，又有了中国14亿人口未来潜在的需求。所以，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情况下，确实可以不靠今天所做的业绩来获得当前的高估值，而是通过未来的成长性，作为资本市场的独角兽来获得高估值，从而让自己的业务赛道变得越来越宽，让自己的成长性业绩变得可持续，也就是可以借助一下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帮助企业做长期的投资和规划。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共享经济企业的奖项，上市和没有上市的这些企业，同样在共享经济的赛道上，我更看好的是有资本化的力量，能够找到上市的机会来扶持这种普惠模式的，需要较长的发展时间才能获得较好表现的那类企业。包括今天我们中国通过科创板、创业板，能够给这些固定资产规模并不大（借款抵押能力不足），但是对于核心资产的内容确实具有较好的未来成长性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本化的赛道，成功上市。那么这也能够避免中美问题复杂化、美国挤压中概股这些问题，也能够让我们这一类普惠共享经济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分享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给他们带来的发展机会，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上市确实给做普惠经济、共享经济的企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他们的业务虽然不像华为模式那样可以很快的获得利润但未来业绩增长的这一类普惠的赛道，也能够获得可持续，可发展的资金扶持，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共享经济要吸取瑞幸咖啡的教训，它也是通过资本化的力量，通过上市的资本化力量来反哺实体项目，瑞幸是弥补实体网店的亏损，但是由于信息披露不真实，甚至是不到位，从而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即通过金融反哺实体经济的模式反倒走不下去了。我想告诫今天共享经济赛道上的企业商业模式，也要注意这一点，否则看上去是在短时间内咸鱼翻身了，但是很快又会让你退出资本市场的赛道，永远不能够得到商业的机会，伤害了老百姓对于其品牌的信任度。
04
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共享工厂、共享制造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的犀牛制造，它就是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垄断，来降低制造行业实现个性化定制的成本，也就是说共享定制平台，它向行业下游提供制造产线、工业设计以及供应链管理的能力，那么下游企业就不必要有自己的制造产线了，它可以在工厂制造平台上直接获取这些能力。我想请问，您认为像犀牛制造这种共享工厂、共享制造它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它与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不同？
孙立坚：实际上今天的共享工厂，从供给端把共享模式做到了一个极致，所谓供给端做到了一个极致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老百姓今天的需求有一个精准的了解，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共享工厂，在跟客户的往来关系当中，掌握了大量积累的信息，无论是从服务还是商品销售当中。尤其今天我们看到拼多多、阿里，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流量模式，接触到了客户的品味。那么这样一个客户的品味解决了传统模式的弊端，传统模式往往是看到市场有需求，然后大规模地生产，但没想到这个需求是前人的需求，而下游的需求已经出现了饱和，结果就造成传统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问题，不仅增加了巨大的前期投入（不能回流利润的成本），而且造成了极大的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而今天的共享工厂，精准地把握住了市场需求在哪里，而且这个需求不是像欧美国家单纯把质量做到最好，而是精准到这种需求定什么样的价格老百姓能够接受得了，什么样的收入能够接受得了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共享工厂打造了一个“just in good”的供求关系，而不只是最好质量的产品。
产品质量做到了最好，但因为价格过贵，投入成本过大，生产周期过长，造成了消费者的收入不能支撑价格的现象，还有就是生产进入到消费环节的时间拉得过长，就使得大家的消费体验因这种等待而恶化。所以这一点使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共享工厂，让我们能够拥有产出精准的图像，然后我就去把握需要什么样的投入，而且这个投入到底是从哪个渠道，可以是借助别人闲置的资源，也可以是他们的资源并不闲置，但是他们的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是最高质量的，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订单给这样的厂家，委托他在这个赛道上面做最好的东西。所以这样像一个司令塔一样，能够了解需求在哪里，同时又能了解这个需求谁能给他最好的匹配。
这样一种虚拟的供应链，通过共享工厂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工厂缺失的这样一种及时的市场信号与生产能力恰当匹配的能力，相较之下共享工厂的效率又高，成本又低，然后又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共享工厂是最大化的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避免出现传统行业那样的问题，传统行业由于受到了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风险，所以最后他们会萎缩到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最好，满足于小众的高收入群体，而丢掉了大众今天对于消费升级的需求。
而到了共享工厂的时候共享经济企业的奖项，刚才讲了由于资源配置能力强，成本降下来了，他就可以做长尾效益，使得三四线老百姓消费都可以通过共享工厂来满足今天拼多多的商品需求，来满足今天阿里淘宝上面线上的需求，所以它能够和传统制造业不同，真正地做到普惠的、满足市场消费的商业模式。
所以今天共享工厂在中国，既具有人口红利的市场需求优势，又具有在数字赛道上信息处理技术和流量商业模式的供给优势，以及华为中芯等企业提供数字技术硬件的先发优势，更具有政府提供的解决数字信息高速传递的基础设施的环境，就能产生一流的共享兼数字的新经济模式。它释放出的强大的协同效应，不是一种简单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而是整个品牌链、行业、产业、乃至产品供求关系之间的巨大的协同效应，这一点是颠覆性的创新。
Work
2020- of Oslo
PhD
The Group
on (ESG )
2016-2019
and with -China .
2011-2016 Det (DNV)
and Asia (Based in from 2014-2016)
, Risk ( 2011 –April 2014)
2002-2010 BI
of (2009-10)
of , MBA (2007-08)
of , BI and Fudan of joint MBA (2002-07)
2000-2002 , Fudan ,
2012年11月至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进行访问。
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978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外国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他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经济问题、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和汇率经济。他已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了 1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他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的论文“理性预期下汇率决定的货币方法：美元-马克案例”在2000年被誉为《国际经济学杂志》30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5篇论文之一。
胡永泰教授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宏观经济、外汇管理、国有企业重组、贸易问题和金融部门发展方面的建议。他是中国财政部顾问小组成员，帮助设计了 1994年1月中国实施的税收和汇率改革；在1997-98年间，胡永泰担任美国财政部特殊顾问，负责包括随财政部长罗伯特 • 鲁宾访华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在香港的年会。从2002-2005年，他是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特殊顾问。在2005年7月，他被任命为马来西亚首相国际顾问小组成员。
200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戴维斯授予胡永泰杰出学者公共服务奖，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局任命他为杰出ISIS研究员。胡永泰教授还担任《亚洲经济文集》、《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的编辑，以及《规划经济学》、《亚洲经济》的协作编辑。他同时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的顾问。2011年10月，胡永泰教授正式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参与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拟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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