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大同世界是网络化的、数字化的共享世界。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网络节点，它所产生的信息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在社交网络中流动，互联网以及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物联网是众多计算机、众多个体以及万事万物的集合，这个集合又群策群力，扮演着一台元计算机的角色。数字化生存的重要特征就是我们是否被连接进入了网中，我们在不在线。时时刻刻的连接，会使得在线这种状态变得不可见。我们不用为了连接去做任何事，因为连接本身就是默认选项。默认在线会让我们走向沟通和共享。永远在线的默认选项会让我们期待所有信息和资源都能连接网络，而且是永远处于在线状态。永远在线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获取别人的信息并分享我们的资源，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协作共同去创造一些内容、共同去打造一个平台，同时每个人手中的技术设备和终端都是整个社会化网络生产和协同消费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键盘鼠标、相机、DV、麦克都是能够产生信息和数据的，所有的个体和电子设备只要连接进入网络，就变成互联网的云的一分子。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互联网还是在云端，它都是一个集体，一个人人共享和协同消费的集体，于是更多的时候它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模式，人们上传和分享的所有信息和资源都是在为这个集体作出贡献，并且被分享的事物的价值也获得了提升，个体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这个过程，而是主动的创造和分享，分享你所想、分享你在读的东西、你的财务状况、你的闲置资源乃至你的一切一一这种共享精神正在成为我们文化的基础。它不同于大机器时代的生产模式，个体是没有太多的束缚的在互联网中进行创作和分享，个体通过群体的力量获得了解放，群体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人多力量大，物以多为贵，信息和资源在这里是极大丰富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倾向深深的流淌在网络世界中，世界上的确有一种新形式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这里，市场的力量变得薄弱，货币经济的影响力减少，数字社会主义一一时不时也会用于解决自由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一看其是否能奏效。几乎每一次，分享、合作、协作、开放、自由定价和透明的力量都被证明要比资本主义者所想的更为实际。我们低估了重塑我们思维的工具的力量。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真能够创建一个虚拟世界，时时在线、人人共享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力量正在壮大。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明确的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无比激扬的心情，发出了强有力的号召：“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尽管共享经济并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畅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划等号，但是共享经济的倡导者们抱着求同存异态度，从大量正在发生的案例中看到了共享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冲击以及它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抽象地讲，私有制经济的基本逻辑是“拥有方可使用”，这在道德上是正义的，此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亦是统一的。但物质极大丰富后的商业爆炸，让个体和家庭不可能拥有全部可能用到的商品。这就要求人们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像上文说的那样被束缚住，从而停留在了通往幸福的大同世界的桥梁上，无法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多次强调的理想状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与汪丁丁在《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中论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互联网能将彼此陌生且具备不同技能的人联结起来，共同生产新知识，也能让各怀企图的人共谋歹事。未来社会对人类的终极考验，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道德。或许，对于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每个人的感知各不相同。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单凭推理永远也无法实现共产主义，也无人知道充分协作的共享经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既然如此，何不松一松缰绳，让共享经济自由生长、自我修复？说不定，你们想要的未来和我们想要的未来，是同一个未来。

在里夫金看来物联网共享经济模式，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数字化经济中同样重要，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取代。他甚至预言，“零成本”现象孕育着一种新的混合式经济模式，这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发展上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从而使人类第一次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经济生活，这就是“共享经济”。这些还只是共享经济的初步表现形态，共享经济，是生产力的极大释放，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是建筑在以信息资源共享基础之上以致所有资源都共享的。按照里夫金的估计，最晚到21世纪中叶，全世界大部分的受雇人员将在协同共享机制下的非营利部门工作，参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部门则将由少数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管理。

凯文·凯利也旗帜鲜明地将共享经济和社会主义建立了坚实的连接。尽管在全球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当前，社会主义这个词背负着巨大的文化包袱，与之类似的词语也有着同样的处境，譬如“公有的”、“公有制的”和“集体的”。而凯利之所以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它最能恰如其分地指代那些依靠社交互动来发挥其作用的技术。“社会化媒体”（即社交媒体）之所以被称为“社会化的”也是基于同样原因：它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宽泛地说，社会化活动是网站和移动应用在处理来自于庞大的消费者（或称为参与者／用户／受众）网络的输入时所产生的。当众多拥有生产工具的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共享他们的产品，不计较劳务报酬，乐于让他人免费享用其成果时，社会主义或者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经典的社会主义与数字化的社会主义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享这个动词。事实上，一些未来学家已经将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体现命名为共享经济，因为在这一层面最基本的通行规则就是共享。

无论共享经济是否能够真正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及其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它都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越来越多具有共享意识和共享精神的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相比起他们的上一辈，年轻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金钱不能等同于幸福，他们也更加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尽管他们也会追求财富或物质，但他们更乐于将共享精神付诸实践行动物联网共享经济模式，同时也更反对奢侈浪费。不光是年轻人，越来越多有着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个体和组织都正在将共享经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消费和学习中去。在这样一个共享、协同、合作、责任无处不在的时代里，共享已经不再是某种看起来很酷的时尚潮流，它似乎成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某种天性。

我们喜欢将这样的人称为共享派，把他们认同的共享理念和实践的共享行为称为共享主义。虽然在共享经济的突飞猛进过程中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牵绊，但是当全世界的共享者们联合起来冲破了现有的所有权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共享经济也将失去束缚在它身上的锁链而获得整个世界。或许，共享经济极有可能就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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