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府的事为何要外包给市场？道理很简单：“市场化更高效，社会化更专业。”如果市场比政府做得还要好，而且更省钱，为什么不呢？

即便没有“网约车”，也并不影响“公车改革”的社会化、市场化，比如外包给传统的汽车租赁公司。但问题是，“网约车”出现了，它把“分享”做到了极致，把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到了极致，把“共赢”、“多赢”做到了极致，因为它是最优的，所以也就成了“公车改革”市场化方向的不二选择。——翟春阳

在“公车改革”上一直走在前列的杭州又出新举措——日前，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与滴滴出行签订了出行服务协议。根据协议，滴滴将为杭州所辖13个区县的公务员提供公务出行及上下班通勤服务，满足公务员乘坐专车、快车等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相关报道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尚不清楚双方的合作将采取何种方式。但大致情形也可以推想共享经济 公务用车，应与滴滴出行的“企业版”差不太多：开通了“滴滴企业版”账户的企业不用再买车、养车、养司机，需要用车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可以提前预约共享经济 公务用车，分时段、分车型包车。“滴滴企业版”大幅缩减了企业的用车成本，据估算可以缩减50%以上。

其实早在2015年6月份，滴滴就已经推出了“滴滴政府版”，而且旗帜鲜明地宣称要为“后公车改革”提供方案。这倒也并非滴滴有先见之明，因为“公车改革”的“市场化”、“社会化”方向，是中央早在2014年就已明确的目标。而杭州，恰恰是国内最早启动公车改革并取得卓然成效的城市，2015年12月全国首个“公车改革推进指数”发布，杭州排名榜首。所以杭州今天又一次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并不让人意外。

“市场化、社会化”不仅是公车改革的方向，放在更大的层面上，也是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公共治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12月15日，杭州市政法系统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协议，确立了“协同共治——社会治理”的合作项目，旨在通过共同研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发挥好互联网企业“大数据”的优势，再造一个社会治理领域的“阿里巴巴”。

政府的事为何要外包给市场？道理很简单：“市场化更高效，社会化更专业。”如果市场比政府做得还要好，而且更省钱，为什么不呢？

而滴滴出行亦即网约车之所以成为杭州公车改革“联姻”的对象，不仅仅是因为“专业”，更因为网约车作为“分享经济”的典型，与公车改革所要追求的“节约经费、减少浪费”如出一辙。“分享”即是“共享”，“分享”不是“5÷5=1”，而是“5÷5＞1”，甚至“5÷5=5”。“分享”的对面是“独享”，一辆车5个座，1人乘坐是“独享”，再拉4个人上来是“分享”。如果人人不愿“分享”，法律禁止“分享”，那么5个人就需要5辆车，这岂非巨大的浪费？又岂止巨大的浪费——更多的车意味着耗费更多的生产资源、道路资源，更多的车还意味着空气的污染、车祸的增多。

当然，即便没有“网约车”，也并不影响“公车改革”的社会化、市场化，比如外包给传统的汽车租赁公司。但问题是，“网约车”出现了，它把“分享”做到了极致，把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到了极致，把“共赢”、“多赢”做到了极致，因为它是最优的，所以也就成了“公车改革”市场化方向的不二选择。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不若与众。”中国古代先贤的“共享”或者说“分享”理念历久弥新。打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资源共享，引入市场竞争，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节约资源，最大程度发挥“分享经济”的智慧，就是“网约车+公车改革”的真义所在。

乐见杭州公车改革与网约车喜结连理，这一事件再次见证了杭州“敢为人先”的魄力。但回过去头看，又不能不说，杭州在对待网约车的态度上，在面对“分享经济”的态度上，并非总是有这么有魄力，而多少显得左右摇摆、左支右绌。杭州去年出台的“网约车新政”虽然相对于其他城市较为“开明”，但新政的主流是“限制”而不是“开放”。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杭州政法系统要向阿里巴巴购买服务，杭州公务用车要与滴滴出行展开合作，而杭州交通管理部门则对“网约车”加以限制。那么就引出两个问题：其一，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对于“市场化、社会化”的态度，是基于部门利益呢，还是基于整个城市的整体利益？其二，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智慧城市，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应是杭州的整体发展战略无可置疑，那么局部的战术与整体的战略可以不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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