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门店拓客 > 正文内容

上海理发美法简史

wxianyue2年前 (2022-11-29)门店拓客401

上海人老法讲起来，有“噱头” “派头”“花头”。所以这个“头”对上海人来讲可是顶顶要紧的哦，是时候考虑如何打理一下头发，“头势弄弄清爽”啦！

剃头行当的兴起

19世纪初，上海城厢十六铺一带，商贾云集，市面热闹，流动的剃头摊也开始渐渐形成行业，为人们剃发、剃面、梳辫，他们通常都挑着一副担子，沿街吆喝、招摇过市。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后，上海开埠通商，租界推动了市政发展，剃头理发需求随之增长。除了流动剃头担，还出现一批拎包剃头师傅，随带工具出入仕绅宦家、洋行商号为富有者剃头、梳辫、推拿按摩。同时，流动剃头担开始趋向固定，有的成为固定摊，有的在澡堂和茶楼中设理发椅为浴客、茶客服务。同治年间，著名的盆汤弄内“畅园”“亦园”澡堂和部分茶楼设有理发椅由剃头师傅为浴客茶客剃头、梳辫、推拿。澡堂内设立剃头服务，成为沐浴业的传统服务项目，至今还保留着。

清末上海的剃头摊、剃头店相对而言较为简陋，而开设在澡堂里的剃头间也非常简陋，一条长凳，一面方镜，一条围布，剃头匠所使用的工具也非常简单，一把大剪刀剪头发，一把剃刀剃头前部头发。（孙孟英著：《老上海理发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1870年前后，上海老城厢内的剃头店

1909年、1910年上海刊印的《图画日报》中关于剃头的描绘

上海理发行业在19世纪后期开始渐成气候上海发廊，光绪二年（1876年）江苏丹徒人朱启鹤在虹口武昌路424号开设“升发剃头店”，光绪四年（1878年）戚财福在长治路203号开设“戚合记”剃头店，是较早华商开设的剃头店。光绪十三年（1887年），3位法国侨民在南京路19号开设“巴黎沙龙”理发店。

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男子普遍剪辫留发，不仅原有的剃头店、摊改为理发店，又有归国华侨、华商和洋商开设理发店，街头巷里到处出现新开的理发店，使得上海的理发业从近代传统的剃头梳辫向现代的理发方向发展。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发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这是“剃”向“美”的转化，也是行业历史上一次重大突破。由于1919年五四的影响，广大民众，特别是女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女子普遍剪短发，理发店纷纷增加女子剪发业务，使理发业从为男宾服务转向为男宾、女宾同时服务。

纵观清末民初的上海理发业，除去基本生活需求的含义，实际上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层面，那就是反封建。其政治意义似乎已经超越了社会和经济意义，剪辫风潮与女子剪发，甚至烫发浪潮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觉醒的过程，将剪辫作为时髦象征，将女子剪发作为平等象征，虽然是外貌形态上的变化，但也是走向未来的坚实一步。

时尚魔都风气之先

20世纪20年代之后，国内时局相对稳定，上海也开启了一段繁荣局面。理发行业又有新发展，特别是在一些人口稠密的闹市街区。据当时的资料显示，现今静安区的新闸路康定路等14条马路上理发店有19家、固定摊有5家。又如现今黄浦区太平桥周围（黄陂路、淮海路、西门路一带）也是理发业聚集区。老城厢环城内也有理发店铺15家。

虹口犹太人和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也有多家外侨开设的理发店。同时在南京路、静安寺、霞飞路（现今淮海中路）、北四川路主要马路上开设的高级理发店更多，如南京路上的新新、华安、绮华，霞飞路上的白玫瑰、巴黎、霞飞，北四川路上日商开设的香港理发店等。根据《上海工商汇编》记载，1930年前，在现今黄浦区范围内，华商开设的高级理发店有25家之多，如南京路上的新新公司理发室、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理发馆，以及唯一、国华、白牡丹、乐安、安乐也、青年会、国华、曼丽、万国、东亚、绮华、白牡丹、乐安、一乐也、青年会、国华、曼丽、万国、东亚、绮华、鼎记、新南京、华新等店。

1918年6月11日《申报》刊发的东亚理发所广告

1928年7月18日《申报》刊发的“大华理发所今日开幕告示”

1929年5月30日《申报》刊发的“上海第一女子理发店”广告

据《上海饮食服务业志》记载，抗日战争前后，上海共有理发店、摊二千余家，理发师万余人，其中高级理发店有200家，已具有相当规模。同时，理发业行业组织，上海市理发商业同业公会对行业内的管理进一步走向健全，行业经营等级分为特、甲、乙、丙4等，每等分为正、副2级，成为4等8级，由同业公会制订统一的分等级价目表收费。

这些店面提供的服务也因人群不同而体现出各自的特色。有贴近劳苦大众的，有服务于社交名流的，也有效力于政商要人的。以静安寺附近区域为例，百乐门等高档舞厅和娱乐场所中的舞女，以及咖啡店中的女招待，为了能够招徕客人，对于自己的美发美容非常看重。同时，一些有钱有闲阶层在出入这些舞厅和咖啡厅的时候，也有美容和理发的需求。因此，一些商家便在附近的愚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设了大量的高级理发厅，以满足此类需求，这也是上海理发业在那个时期畸形繁荣的侧面写照。

这一时期，上海理发行业中的国人商家技术水准已渐渐超越外商，且收费相对低廉，更具竞争性。特别是一些特级店，设备新颖上海发廊，技术高超，服务周到，在经营上有一定特色，享誉沪上。一些中型店在技术上也有一定专长，如庄裕记的平顶头（庄派头）、悦来、青年、青年会等店的青年式，新南京、陆福记等的女发造型，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服务项目上已比较齐全，有男宾理发、洗发、修面、吹风、梳理，女宾剪发、洗发、吹风、梳理、电烫、水烫、美容化妆、修指甲，以及染发、装假发、按摩等。在发型上受欧美影响，男子发型有青年式、中年式（经理式）、波浪式、派克式、卷式等；女式有波浪式、油条式、丹凤式、刘海式、卷式等数十种。

1934年3月14日《申报》刊发的《上海市理发业同业公会成立大会通告》

1937年上海市政府公报附录中的《上海市理发业同业公会业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京理发公司内景及广告

1945年，抗战胜利后，理发行业有所复苏。但是1947年，一部热映的电影却与上海理发行业阴差阳错地纠缠在一起，这就是“《假凤虚凰》事件”。

该片由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出品，讲述一个围绕征婚、应征而展开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桑弧编剧，黄佐临执导。石挥扮演杨小毛，李丽华扮演范如华。影片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金钱至上、追逐权势、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揭示了底层市民的艰辛和无奈，歌颂了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

但是，该片中的一些镜头可能涉及较为敏感的地域歧视，这就引起了上海理发同业公会的不满，认为影片是在丑化、讽刺、嘲笑某地域人士及理发师群体。

当年上海媒体上的报道，《假凤虚凰》引沪上理发业抗议，主演李丽华和石挥烫头理发都被迫换地方

1947年7月12日《申报》关于《假凤虚凰》风波的报道

1947年7月11日上午，《假凤虚凰》在大光明大戏院试映。800余名理发师闻讯赶来，将大光明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口号声、叫喊声此起彼伏，坚决要求停止放映，还有人在《假凤虚凰》广告画上打叉。一些情绪激昂的理发师与入场观众扭打，造成数人受伤。经警察局劝说，文华公司宣布暂停试映，众人才散去。“《假凤虚凰》事件”当年是沪上轰动一时的新闻，后经多方调解，才得以平息。而男女主演也因此被迫更换日常的理发店面，以免再生事端。这个插曲也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上海理发行业畸形发展、严重过剩和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

1949年，林森中路857号华美理发店（ Shop），现今位置大约在淮海中路红房子西菜馆附近

千丝万缕时代烙印

1950年代后，人民生活崇尚俭朴，烫发、美容化妆减少，加以行业中高、中档理发店原有服务对象大部分消失，业务清淡，营业额下降。绝大多数理发从业人员进入了国营的理发店和公办的理发室，并按行业归口，城市隶属商业局，农村隶属供销社，内部理发室归属主管的工会或行政领导管理。

为了对行业进行改造工作，上海市专门成立理发业合营工作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并入合营。1956年基本完成行业合营工作，全市共有1239家理发店被批准为合营企业，从业人员8417人，占总户数的43%，总人数的63.8%。

对小店和固定摊小商贩的改造，则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大部分仍保持其分散经营自负盈亏，按地段分别组织合作小组。有条件的小店、固定摊则组织起来，组织合作商店，集中经营，共负盈亏。小商贩的改造至1961年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结合行业改造，采取撤、并、调、迁等办法合理调整服务网点和动员回乡、支持外地建设，解决过剩网点和人员，共有华新、云棠、湘铭、紫罗兰、新亚洲等34家大、中型理发店迁往北京、兰州、洛阳、鞍山、长春等地，其中湘铭、紫罗兰、云棠、立德尔（又名华新）4店迁北京，成为北京最大的四联理发店。至1959年，市区理发店、摊（固定摊）共有1931户，从业人员9018人，比1956年理发店、摊减少43.1%，从业人员减少59%，服务网点分布逐步趋向合理，人员过剩情况和业绩下滑的局面有所改善。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今天我休息》中的理发场景

1962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喜剧电影《女理发师》，刻画了一位家庭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投身到服务性行业，成为出色的女理发师的过程。由王丹凤、韩非、顾也鲁等主演，丁然导演

也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的理发师傅被一盘棋调动下迁入外地。1956年春天，一趟载着108位上海理发师的列车正驶向北京，这些师傅都来自于上海的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名店，是在安排下，带着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美国进口的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迁移到北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四联”理发馆，意为“四家联合”，这也是上海服务业支援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派送洗染理发人员赴京的公函

北京王府井大街188号，四联美发美容中心

现今的四联美发作为国有美发美容老字号企业，依然是北京王府井的门面之一。国营的优势不仅在于工作稳定，更在于老字号的温情氛围。多年来，四联依然延续“一带一”的师徒相传的传统。在一般的理发店，学徒工实习三四个月就出师开始剪发，而在四联，一个人的手艺至少要“磨”两年以上。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还有一批上海理发师傅辗转南下，将精致讲究的上海理发带到香港，开起了一间间上海理发店。在香港开启了一段理发美容的传奇。时至今日，在上海人曾经聚居的社区还有几间独具风情的理发店，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

侨冠男女理发公司位于有“小上海”之称的北角，1983年开业，其中的师傅大多操一口吴侬软语，老板高师傅的上海话里听起来是带有点扬州口音的。事实上香港人所讲的上海人，不一定特指正宗的上海人。上海人是一个统称，江浙等地的都叫是“上海人”。

香港北角上海侨冠理发公司

位于黄大仙彩虹邨的上海华丽理发公司也已有近六十年历史，一走进理发店就仿如走进了时光隧道，一下子回到了老上海。绿白相间的格子地砖配上黑色的理发椅，墙上一面面的镜子明亮如初，理发的工具整齐地排列在桌面上，还有一个黑色的铁架放着一些理发用，印着”上海华丽理发公司“几只蓝色大字的白毛巾。近六十年来，一张张理发椅，不知坐过多少前来理个靓头的男士，一块块镜子，不知映照过多少男士的俊俏脸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理发店最兴旺的时期。上海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时髦”，打扮、饮食无一不走在香港潮流的前沿。上海理发师傅给香港带来了“平头装”“蛋挞头”“飞机头”等经典发型，加上剪发手法特别、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格外受欢迎。

而在上海，经过了动荡之后，理发行业迅速恢复，进入高速发展期。1981年，市主管部门从日本、德国引进新颖理发设备，装备新新、华安、上海、南京4家特级店。1983年，又以仿进口的高级理发椅、美容椅、大吹风，改善了16家特级店的设备条件。近十年内，行业投入企业装修改造资金5000多万元，改造了170多家企业，使一批理发店面貌一新，服务质量有明显提高。

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上海新风理发店理顺激励机制，面貌一新的报道

1978年，上海延安理发店资深理发师正在传授技艺

根据行业《经营等级标准》《服务规范标准》和企业实际条件，多次合理核定和调整企业经营等级。根据1989年统计，全市商业系统内理发业共有服务网点585户，其中正特级23户、副特级31户、甲级113户、乙级247户、丙级158户、丁级13户，基本上实现高、中、低档相结合配套，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在服务项目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原有理发业服务项目的局限性，开拓新的服务领域。特别是1985年从日本引进多功能美容机，开展护理皮肤的服务项目，使美容服务项目有较大发展，使理发业从单纯的理发，向美发美容健身多方向发展。

1983年8月27日《解放日报》刊发消息，介绍上海三家著名特级理发店为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健儿设计新发型

20世纪80年代，上海某国营老字号理发店男宾部

一些老字号的理发店也开始焕发第二春。据上了年纪的市民回忆，红玫瑰美发厅创建于1936年4月，曾经的名称是庚新理发店，店面也一度搬迁到淮海大楼（原名恩派亚公寓，淮海中路1326号）沿街门面。当时淮海大楼的红玫瑰是面向男同志男式理发，店面是长条形，等候位是靠墙的条凳，等候位前面一排五个理发转椅，理发师傅都操一口纯正的扬州话，夹带上海音，顾客一进门，便热情地笑面迎客：“饭啊切过呢啊” “息瞎之、吸根烟” “稍为坐瞎之，马上就好呢欧” “嗯拿，老样子，晓得喽”。红玫瑰的师傅都是传统理发技艺，上海老话讲：“喫过三年萝卜干饭的”，剪头发、敲背汰头、吹风、修面，四步曲服务一丝不苟。改革开放以后，红玫瑰又搬回淮海中路1352号，现今愉园沿街房的门面，继续着它的传统。

进入1990年代后，上海理发业的市场竞争也日趋剧烈，改变了原来公司系统理发企业一统行业的局面。个体发廊、企业三产、宾馆美容室、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私营美发厅、美容院、护肤中心、健美中心、美容沙龙、专业发型中心、发型设计顾问、美发美容设计中心、形象设计公司等，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

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现代化美发美容企业的设立，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新技艺、新的服务项目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不仅繁荣上海美发美容行业，加速与国际接轨，也促进上海美发美容技艺水平的提高。一些新的现代化美发美容企业的环境优美、设备新颖、服务热情、名师挂牌、使用国际名牌美发美容用品，保持较高服务质量，收费上明码标价，不收小费，受到高级消费者的欢迎成为名店。这些对以国营特级店为骨干的公司系统美发美容企业是一个很大促进，运用其经营规模、设备技术力量，优质服务明码标价和组织优势，得到人民的信任，特别是国营单位，继续发扬经营特色，提高技术质量，始终保持在上海理发业中优势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上海马路边、弄堂里的便民理发摊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理发美发市场的服务供给也日益丰富。很多个体发廊（以广东、福建、浙江温州、苏北地区来沪从业人员居多）、合资独资企业都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这些店家的业务对沪上传统的理发行业带来了一些影响，但也弥补行业网点的不足。而作为“身边小店”的便民理发店，虽然在城市更新和动迁大潮中日渐式微，但仍然在上海各处小区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把椅子，一面镜子，一堆工具，一个电饭煲，这样极简版的理发店面，一直在坚守。这些小店的掌门师傅，大多有着正规理发店的从业经历，甚至还是“老法师”。在他们看来，不能刻意承诺什么，也只能以维持现状的方式去守护、融入。为街坊邻居服务早已超出了营生的范畴，这已经成为社区活力和互助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