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现在我们正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档口，如何应变克难，如何对已明确的大政方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如何保持清醒的定力，如何不偏离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所选定的道路，这确实需要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尤其是对已获得的理论和实践，更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在坊间，素有中国民营经济“思想家”之称的胡德平同志，不久前，又有新书《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以下简称《与》）出版了，该书汇集的50余篇文章，是他这10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有的文章虽然此前我已读过，但汇集成书后，重读这些充满着永不停歇的思考、研究、探索和新思想的文字，更加感到，在当下读此书，更有着特殊的启示。从字里行间会感受到，他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都蕴含在他那充满着人性化的、饱含着时代热情的、带着他所独有思考的、既敏锐又独到的文字中。既显现出在他特殊阅历下所积淀的历史厚重，同时也让人看到一个勇于学习、不断思考、不断探寻、博学广记的思想者的“理论与实践”。

勇于表达属于他自己的思考

翻看《与》一书，细读每一篇文章，熟悉他的人会不难发现，这些文字，完全是德平同志平时讲话的风格，充满着人情味和历史感，处处彰显他不断探索的新思考和新思想，显然这些文字，都是出自于他个人之手，他是一个很少用秘书来代笔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常是发别人不发之声，这也可能和他善于思考，勇于表达的性格有关，也可能是他学历史的缘故，人们喜欢他从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中找到新的证据。他对改革开放、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认识，可以说是超出常人的思考。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和德平同志相识近三十年，他在担任全国工商领导期间，曾一度还主管过我供职的报社，他那平易近人，允许别人讲话，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并共同商量研究工作，他以他的学识和学者型的领导作风，赢得报社同仁对他的尊敬。虽然我们年龄上相差很多，但报社的同志都喜欢称他“德平”。至今我们如提起他，都会说“这样的领导不多了”。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在全国两会期间，他在本报发表了“没有不能出生的人——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随想”，他这一充满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观点，无不让记者和编辑都为之兴奋，可想而知，第二天见报后，有多少民营企业家倍感亲切、关怀和鼓舞。

正如黄孟复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德平同志全过程参与了改革开放，在民营经济发展升华中总结理论指导实践。”胡德平在1988年第一次接触了温州的民营经济之后，他就认为这是“人民经济”，并不断加以研究，由此产生“我们的经济也必须是人民经济”的思想。在他看来，“人民经济就是指所有的央企、国有经济都是全民的，不是要让全民去分，但收益一定要汇集全民。所有的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虽然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人群，但是要作为人民经济来发展。”可以说，这是胡德平同志最朴素的“经济学”思想，他和那些专家学者或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人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共享经济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胡德平是勇于发自己思考之言，这是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研究最大的价值所在。

由此他的很多思考和出发点都是以“人民经济”的观念出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囊括了产权、分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关系的人民经济，正是这样，把我国的公法和私法的法学理念更完美地统一协调起来。同时他的思考也是哲学的思考，在他看来，如果把一些问题，建立在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的话，那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这样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应该说，德平同志在回答这些具有现实问题的问题上，勇于公开表达属于他自己的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

敢于直抒胸臆，为市场经济鼓与呼

通读完《与》一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德平同志有一颗赤诚之心，这颗赤诚之心就是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大众的爱。在我看来，这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对人民大众的悲悯之心。他正是有这样一颗赤诚之心，他才敢发别人不敢发或很多人亟待需要发之声。

近几年来，有个现象很突出，那就是现实中一遇到一些问题，总会有些杂音“沉渣泛起”，包括那些极左思潮也“大摇大摆”起来，并引起一些局部的“躁动”，混淆多年来形成的共识，一时让有些人在很多问题上“心有余悸”。在很多人还在望风不知所措的时候，胡德平常常是在第一时间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都可以在他当时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领略”到。

如近年来对“文革”表态，他旗帜鲜明地说：“我认为，《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灾难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适用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也适用于对改革开放成果和问题的认识”。（见《与》一书中《稳中有为地推进改革》一文）。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重视和解决社会上那种消极的，否认改革主张“文化大革命”的情绪的重要性。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多数人应该不会主张重回“文化大革命”，但很多对那个时代没有记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在看到目前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后，会觉得“文化大革命”可能比改革更好，这是很危险的。其实德平同志对历史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他还提出：“文化领域被‘左’的错误屡屡利用，直至以文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显然他时时在警醒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胡德平从不回避，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到遇到重大或敏感问题就“躲闪”的那些政客习气。如在《鉴别两种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一文，他说：我认为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持一种什么根本的态度？不然，私营企业为何吃了近40年的定心丸，仍然心神不定？

虽然已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但一提到“私有制”，在一些人看来仍是“洪水猛兽”，而德平的思考正是敢于直面，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本谈起，显然，他是要扭转这一历史的“误会”，应该是“扬弃”，而绝无“消灭”的语意。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很清楚，其中一块试金石就是，一个是扬弃私有制，一个是消灭私有制。同时，德平主张要用实践论的观点，扬弃的观点，来认识人们心中，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心中对私有制的“余悸”。

针对时不时的一些“杂音”和“论调”，胡德平会站在历史角度直接发出“警示”和“警惕”，他知道这些“矛头”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利，对成长中的民营企业不利，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握共享经济，首先要吸取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场‘共产风’的教训”。他还“疾呼”只有各类市场主体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那样才会是企业家无需继续再吃“定心丸”。

针对一些什么“离场论”和“新的公私合营”的论调，在《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一文中，胡德平大声疾呼：“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老路今天决不能再走。”他敏锐的看到：以往已经认识清楚，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用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起来。仍用一条挤压民有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

通过《与》一书，不难看到，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胡德平在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鼓与呼的同时，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

新时期更需要理论指导实践

熟悉民营经济工作的人几乎都知道，无论是胡德平在中央统战部，还是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期间，他对转型时期的民营经济都报以极大的热情，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共同来实现和推进的，但对于像德平这样一个身份多少显得有些“特殊”的人来说，他的积极和正向作用，可以说是一般人很难担当的。

如早在1991年，中央15号文件的批转，胡德平同志就是该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可以说，这是非常及时地明确了我党对私有企业和今后工商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个文件是承上启下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文件。之后，他在工商联工作期间，最早地反对“原罪”论，提出资本社会化等问题，提出“扬弃”论，他积极倡导的“光彩事业”，他提出在民营企业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他对共享经济的研究，他对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土地的研究，他对“民法典”“商法典”的研究共享经济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对产权制度、《物权法》、信用货币、现代信息化、供给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金融改革、经济双循环、企业家精神等等，他都抱以极大的热情，对民营经济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和研究。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应该越发认识到，实践决定理论，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同时理论对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理论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其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客观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跟不上这激扬创富的伟大实践。我这里说的理论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而不是全部照搬西方的理论，应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完整解释的，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来看，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有多少？这些年来，在我接触的各级官员和诸多经济学家中，真正属于原创性的理论并不多，有的是完整照搬西方，还有所谓专家学者，不是用一些西方的理论来压人，要不就是用来蒙人。

在我看来，为何现实中一遇到一些问题就“沉渣泛起”，时不时的还“嘈杂”声一片，混淆和动摇经过40年来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甚至有的把共同富裕解读为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平均主义”，有的还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反对市场经济，把发展中的问题，都推到搞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其本质就是我们的理论没能给实践提供出新的理论支撑，由此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要想形成新的广泛共识，需要的正是新的理论创新成果。

胡德平的思考和研究，不是仅依赖于马恩的著作和《资本论》，不是局限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也喜欢读哈耶克，他也看凯恩斯，也读弗里德曼，但他从来不用这些来装点自己，更不用这些来吓唬人。

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情况，他始终都在不断地探寻。即使他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他始终如一。几十年来，他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营企业的关注，使得一批民营企业家都愿意和他成为朋友，而他也确实团结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他对民营经济理论的思考，以及对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障碍、阻力、困难，包括企业家的财产和企业的权益等，以及司法的，各级政府在营商环境等遇到的问题，他都不惜余力地鼓与呼，并亲力亲为，虽然这些看似与他常年从事的工作和领域密切相关，但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有着更深的认识。

他在对待一些敏感问题和敏感事件上，如李海仓事件，如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等，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一种“舍身取义”的勇气。应该说像他这样敢于为民营企业家“站台”的不多，当然，这里有个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人都怕在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上有什么说不清，唯有胡德平，对那些闲言碎语视而不闻，在他身上，你完全可以找到“亲”与“清”新型政商关系。有时在我看来，他如一个骑士，或是一个思想的“骑士”，在非公经济领域、在民营企业家群体中自由往来、大声疾呼、奔走呼号、洁身自好。

细想来，生于1942年的胡德平，今年都80岁了，但它的思想仍是那样活跃。胡德平新出版《与》一书，正是他过去10年来的老骥伏枥“理论与实践”的“思想结晶”。我还记得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他和我谈起他对报告中“共享经济”的研究，在他看来，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及，但有其独特的深意。在胡德平看来，共享经济是强调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对分离，以使双方都是赢得相应报酬的一种经济形态。这里的关键变化是，享有的使用权是可以普惠人人的使用权，是人人可以共享的使用权。（见《与》一书《学习“共享经济”的体会》一文）

应该说胡德平这样的理论思考，无不显现他的“独创”性，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是对国家资源，也就是把全民资源的使用权向全民开放，由此才形成了我国新型的基本经济制度，催生了市场经济，最终造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共享经济应是一切执政后的共产党最应关心，最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一个经济形态，他的核心就是人民经济。而他的理论思想其实就是最朴素的人民大众思想，或者说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理论。

品书，其实也是在品人；人品，也正是书品。

读胡德平这本书，正符合这一品读理念。

张志勇：资深媒体人，资深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