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线教育到远程办公，从无接触配送到共享员工……抗击疫情期间，我国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众多领域成为数字新技术的“试验场”、新模式的“练兵场”、新业态的“培育场”。

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 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支持数字经济15种新业态新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关部门为何要出台上述政策？它们又将给迈向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变化？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黄金窗口期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启动早、环境好，业态和模式创新活跃，对于激活消费、带动就业的潜力巨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先后出台《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纲要》《“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方、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紧紧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主动迎接拥抱互联网，推动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与互联网规模优势的有机融合，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表示，新冠疫情完成了一次全社会数字生存能力的大考验、大检阅、大培训，凸显了数字经济的优势，也成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催化剂，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涌现出来。

“大量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对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支撑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新业态新模式催生了大量“新职业”，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职业主播等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选择。

据智联招聘大数据平台统计显示张新红共享经济，因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复工后1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数与招聘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1.43%和28.12%，而直播行业人才需求却逆势飙升，招聘职位数在1个月内同比上涨83.95%，招聘人数增幅更是达132.55%。

“正是基于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出色表现，经过充分调研，我们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这份文件，旨在抓住抗击疫情给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有效支撑就业。”该负责人说。

破除惯性思维促进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正处于“新旧交织、破立并存”的状态。

“不了解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对新业态缺乏认知，就会习惯沿用旧思维看待、管理新业态新模式”张新红举例说，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以5G、人工智能、现代物流等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需要不断发展，而传统治理思维和政策制度难以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也更为凸显。

据悉张新红共享经济，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四种较为典型的惯性思维，对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形成了制约：一是存在业态治理“按行划片”的惯性思维，造成模式创新能力制约；二是存在数字化转型“单兵作战”的惯性思维，造成转型供给能力制约；三是存在就业保障“雇佣”的惯性思维，造成市场发展动力制约；四是存在生产资料“占有”的惯性思维，造成生产资料和要素制约。

“比如‘按行划片’思维，突出表现在传统业态按区域或行业管理，意见难以适应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再如，一些传统企业存在根深蒂固的‘单兵作战’思维，在数字化转型上缺乏上下游协同，单靠自我摸索，不仅投入高、周期长、手小曼，而且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链协同效应。”该负责人举例说。

对于就业保障“雇佣”思维，李强体会深刻：在智联招聘业务开展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灵活就业者，其养老、医疗、工伤赔偿等难以等得到权益保障，现有的社保制度已经难以适应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形态了。

长期从事共享经济研究的张新红表示，传统的生产资料“占有”思维，造成了经济资源效率低下和社会资源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推进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促进生产资料数字化低成本复制，以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适应新业态发展是最现实最迫切要解决的矛盾，需要制度创新尽快跟上。从新型数字生产要素看，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流通交易的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张新红强调说。

四大举措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加快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牢牢抓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予的机遇，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深化改革。”该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包容审慎监管政策，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给新业态新模式留足发展空间，发挥好数字经济新引擎作用，激发新的消费市场、就业形态和投资需求，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在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方面，将重点建立与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远程办公以及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比如，探索将在线课程纳入部分教育阶段的日常教学体系，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推动完善电子合同、电子发票、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数字应用基础设施，探索完善智慧城市联网应用标准，推进区域一体化数字治理和服务等。

在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将重点提升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赋能”水平，增强转型能力供给，促进企业抱团联动转型，降低转型门槛，提高转型效益。比如，培育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等。

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将重点是完善适应“灵活用工、共享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的保障制度，营造自我就业、灵活用工、“副业创新”、多点执业的政策氛围，激发内生动力供给，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

在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方面，将重点是深化探索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物质生产资料数字化，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拓展生产资料供给。比如支持生活服务共享信息平台，鼓励公有云资源、生产设备、验证环境、仿真平台共享，推动生产资料数字化和生产资料使用权共享，推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等。

“上述举措有利于促进就业市场的良性发展，尤其是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的当下，将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也为更多人力资源机构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强说。（经济日报记者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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