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乘客遇难事件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也让人们重新关注起共享经济光鲜亮丽背后的阴影。围绕整个空姐遇害事件本身，不仅有网约车平台内部整顿、交通部连发文怒批以及拟建网约车失信“黑名单”等严肃社会动作，也有网友对网约车平台产品社交化定位的批评，对公共空间性骚扰的讨论，更有自媒体如“二更食堂”之流令人发指的言辞，网友修改个人网约车头像昵称的段子狂欢。一个悲剧事件延展开的社会波动，折射了当代中国的样貌和精神群像。在2015年共享经济在中国兴起后的第三年，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并回到它是什么的元问题上。

被神话化的共享经济

《中国经济信息杂志》2015年将共享经济定义为：

“发轫于互联网平台，基于闲置资源使用权的精准匹配与联结，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但随着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野蛮生长向诸多领域和细分市场的扩张，作为一个统称其本身也随产品实际情况发生了概念的偏移。如共享单车和网约车完全是不同的细分领域，在两类商业模式中具体的参与主体、经济行为模式及其意义也各异。

“共享”本身在共享经济中简单明了地对应私人闲置资源的公共化社会化配置与有效利用，在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下更添加了一层共产主义气质，使人不免联想到阶层经济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流动，及其赋魅的公益、普惠性神话色彩。

但实际看来，所谓“公共”的罗兰·巴特式神话是不存在的。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实质上是由私人资本介入并调配，由市场主导的一种商业模式，包括以下特点：

一、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不同于我们在商店购买一件商品的钱与物、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交换，使用一辆共享单车，我们首先要交纳多达百元的押金，才能跨越单车的使用权门槛，然而并不获得其所有权。交纳的押金并不是一种信用基础，而是给企业免费提供了零利息的贷款。我们最初了解的金融服务里，银行作为中介，吸收居民储蓄并提供一定利息，再将储蓄借贷给需要贷款的企业并收取一定费用；共享经济本身的互联网去中心化特质绕过了银行这一中介，用单车有限期的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品获得大众集资。

二、定制单车非共享。在最初的设定里，共享经济是“这个物品我暂时不用，通过这种模式出让给更需要它的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共享单车实际上都是有自行车生产商新生产（或者改装的），以便更好地实现租赁物品的商品化管理，这样就纳入了“共享单车的供给者”这样一个主体，与经营者（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第三方）、消费者形成一个三元结构。这带来的问题是消费者权利边界模糊，以往我们全款购买的单车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销售方，但是共享单车有了问题维权对象并不明确，消费者只能选择“报修”换一辆解锁；第三方平台可以通过用户“保修”数据反馈给单车制造修理商来承担，当然在这之中大多数未得到修理而无法使用的单车成了占用公共空间的障碍物——这样，第三方平台最终还是将多重风险转嫁给其他参与主体。

共享的侧影：数字异化与被剥削的主体

无论是共享单车企业还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共享经济的后果，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调配闲置资源（即用户可以通过APP界面看到哪里有可用单车或者附近网约车司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知识产权”的占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将这种“当代资本主义被大数据观念或互联网技术所统治而带来的新的异化形态”称为“数字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技术公司利用这种知识产权作为进入市场平台的敲门砖共享经济的后果，但并不对自行车的折旧维护负责，也不向自行车厂商提供任何本公司员工享有的福利，生产商承接了产品成本，而知识产权私有的公司作为“共享服务”的生产者则退居幕后。虽然同为服务提供结构中的主体，但“前店后厂”的分工合作模式并不存在，而是一种供给者被服务提供商多重剥削的叠加状态。

消费者也不例外。共享经济企业在此机制下不但免利息获得流动资金，并且也无须提供一种可以用来出让给消费者的实际物品作为抵押，因为共享单车的所有权仍在企业手中。同时在使用该类APP时，用户必须同意其条款才能使用，而条款中又明确要求收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的数据隐私。由消费者实际使用产生的数据因为可研究价值而作为一种资产流向了大数据公司。

平台泛社交化后的非技术中立

在空姐遇害事件之后，有网友发布了滴滴顺风车中司机对乘客评价标签的截图，其中不乏冒犯和骚扰的评价。也有网友发布滴滴多个活动截图，直指其早就意图导向“约”文化的社交导向。

来自微博@路金波

如今各类应用软件泛社交化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化社会焦虑，作为产品的生产方在产品设计中有意滥用社交设计，使得用户承担其潜在的设计风险。人们对于数据的负面后果并不如肉体切肤之痛那般直观，并不意味着科技互联网不需要抱有精神和人文关怀，以及产品测试和风险性评估。平台收集数据的目的性在于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更新产品，而不是诱导欲望。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是人永远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偏向性，警惕技术的滥用，把握其风险后果，明确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作为消费者对当代信息商业世界的认知，防止悲剧重演，也为了不让技术成为奴役人类自身的铁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