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为大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服务，但平台间不当竞争引发的问题愈发显著。 如何助力平台企业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当下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月28日，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研究”开题报告会暨“首届全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

该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长安街读书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大学市场监管法治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围绕平台竞争行为，与会专家建言，要警惕超级平台“封禁”行为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加强反垄断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公平、开放、共享地发展。

超级平台封禁行为有违公平原则破坏竞争秩序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梳理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和数字经济竞争史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以前，属于自由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08年到2014年，许多不正当竞争现象开始出现；第三阶段是从2014年到2019年，进入移动互联网全面的流量竞争和垄断阶段，产生一系列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如“二选一”、外链管理规则、对其他产品进行的封禁行为等；自2019年6月份进入第四阶段，国家开始推动互联网全面监管，加强对反垄断行为的治理，如监管部门对蚂蚁的约谈、腾讯控股收购QQ音乐集团的处罚等。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杨东认为，中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出现的诸如平台垄断、无序竞争，都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对以上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封禁”、“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实质上是无序竞争，违背平台经济共享、开放的价值取向，规范此类行为才能促进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例如共享经济平台网址，在阿里和美团的不当竞争案中，平台的“二选一”行为，在平台经济中长期存在，却难以界定；腾讯对抖音、头条屏蔽链接的“封禁”行为，目前尚缺乏准确的判断标尺。

超级平台具有公用性乃至公共性，超级平台的“封禁”行为有违公平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史际春指出，公用属性对平台提出了普遍服务、不得拒绝邀约等要求，这是在电报邮政时代就形成的规则，在网络及数字时代仍然适用。

超级平台通过掌握海量数据资源的使用权，进而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巍提出，超级平台具有高度价值的资源，理应是平台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公众都可利益均沾，服务于全社会的共享经济。在平台治理层面，国家邮政局原副局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赵晓光提出，治理主体应定位在超级平台和垂直领域的头部平台。

超级平台不当竞争行为的治理，应以消费者为核心

超级平台治理要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消费者协会陈剑在开题报告会上提出，平台经济发展应符合公平原则，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厘清互联网平台和实体经济的差异，更加清晰地认知平台的特殊性。其次，平台还可能基于自身利益来对抗规则。例如社交平台阻碍其他平台小程序的上线、阻碍特定竞争对手相关APP链接信息的传播，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与互联网的核心理念不相符合，需要引起警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提出在涉及消费者的隐私权时，企业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知情、同意、安全的基本原则。法规、监管和处罚的方案设计应体现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杨东考虑到，未来社交平台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问题，可能比电商的“二选一”等问题更加严重。目前在社交平台领域，形成“一家独大”局面。同时社交平台的流量问题，还会引起产业下游，包括游戏、音乐等衍生领域的竞争，主体平台的优势市场地位，也可以传导到下游产业链上。这种现象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需要关注市场结构本身的合理性。

规制封禁等垄断性行为，促进平台经济开放共享已成共识

近年来，超级平台通过掌握海量数据，对其他平台经营者实施“封禁”行为，给消费者、平台、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对旧有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提出挑战。

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需要警惕垄断行为，明确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建立平台经济综合的治理体系，实现对超级平台的监管。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说，“我们应重新认识超级平台的角色和属性，解决传统行业监管在平台经济时代出现失焦的问题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超级平台提出建议。他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一些平台具有先发优势，市场占有份额比例高，在全市场当中趋于垄断地位。这些平台应遵循用户意见共享经济平台网址，不应由平台独霸，对其他经营者不可实施差别对待。超级平台掌握大部分的用户数据，应遵守WTO规则，对待其他经营者应遵循无差别对待的非歧视原则。

反观近日一些超级平台对其他软件的封禁或“二选一”的行为，此举造成的差别待遇有违公平原则。王忠民认为，由于超级平台掌握了用户信息和赋能推广的特别能力，超级平台应履行无歧视原则。因此，观察数字化时期的不正当竞争问题，“集中度”概念应得到认真定义。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从法治角度对治理超级平台提出建议。在数字经济时期，共享的概念不局限于要素来源共享和数据共享，还包括创造价值的共享。实现平台经济开放共享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法治手段，完善《反垄断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副司长任端平也表示，平台封禁等垄断行为的治理，应构建政府的市场法治关系，用法治的手段，建立互动的指导机制。

刘俊海认为，从监管实践层面观察，现在有关监管部门对部分超级平台主体已经进入调查和处罚程序，例如对阿里“二选一”的处罚以及对美团的调查。这些行政禁令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更加注重公平，法治与发展并重、更加注重法治，创新与诚信并重、更加注重诚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重、更加注重二者同频共振的法治思维。

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成共识，公众的良性参与也是重要要素。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董俊山提出，积极引导人民大众的合理参与，规范参与者的行为，使每个行为者都能实现自我约束和对自身权利的合理认知，是规制超级平台垄断行为的重要路径。

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关键是促进政府的监管变革。目前对于超级平台垄断行为，尚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和法律法规，进而导致无序竞争和产业的“野蛮生长”。未来要积极探索新的监管引导模式和相关法律规范的生成。“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于腾讯音乐，斗鱼虎牙合并案等的处罚措施，已经说明这一点。未来已来！”杨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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