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金群英心里踏实了不少。作为“共享员工”被“出借”近2个月后，4月5日，金群英重回原工作岗位。她本是浙江横店影视城餐厅厅面领班。2月11日，她在公司统一安排下，戴好口罩和帽子，换上统一的粉色工作服，站上流水线，“转行”成为得邦照明标准化生产线上的新员工。

抓紧复工复产之时，“共享员工”火了。适应变化、迅速转变，是经济有活力和韧性的体现，也是危机中求变求存的鲜活证明。如今，“共享员工”该何去何从？这一用工模式是权宜之举，还是未来趋势？

共享员工不再共享

尝试首先在餐饮业和零售业之间进行。2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盒马鲜生超市公开宣布接纳云海肴、青年餐厅（北京）的员工到盒马各地门店工作，并“喊话”其他餐饮企业，发出“招工令”。一头是餐饮企业成本压力大，另一头是商超生活消费行业人力不足，两头互动，一拍即合。

特殊时期，共享员工是解决短期内餐饮业待岗人员收入问题的好办法。其他企业纷纷跟上，试行这一办法的行业也不断扩充。同为生鲜电商的叮咚买菜，通过与10多家餐饮企业的共享，收获了1000多临时工。横店影视城向外出借的员工达到1200余人。距离上山采茶不足1月的时候，浙江长兴县的茶场也签下不少原本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填补采茶工缺口。

事实上，共享员工也并非万能。横店影视城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张文娟跟记者提到，派到工厂的员工里，有几位上岗短短几天就不得不退出项目，“厂房空间相对封闭餐饮行业共享员工，又不能开空调，和平时景区里敞开式的工作环境很不一样。”因为工作环境的改变，个别员工出现呼吸不畅、头晕等症状。

在采茶场，采茶季结束，茶场老板们一算账，今年用工成本比往年多了十几万元。浙江长兴县茶农顾继根签的采茶工里，本地人有60位，外地的只有20位，这一比例跟往年恰好相反，以往，75%的采茶工都来自山东。“本地人按工作的天数算钱，外地人按采摘的茶叶斤数算钱，年年如此。”顾继根说，的确给本地人的价钱定得高一些，今年的日工资还涨了10元，“不然招不到人。”

随着复工复产进程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共享员工也该回去了。3月20日，金群英所在的横店影视城餐厅开放堂食，一周后，影视城内大小景点陆续开门。她在服务行业工作了17年，是经验丰富的餐厅骨干，影视城慢慢恢复营业，她是首批被列入“召回”名单的员工。

与此同时，生产线上不再缺人。一方面，疫情趋缓，跨区域流通逐渐放开，工厂原有员工陆续返岗，极大填补用人空缺；另外，一些生产型企业需要从国外进口材料，也有的做外贸生意，接国外订单，缺乏材料或者接不到单，生产线产量自然下降，用人需求也小了。

新的共享可能

在嘉兴，共享员工模式的发展有着更清晰的脉络。嘉兴前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CEO余松鹤是全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时间线的起点在1月底，用工缺口首先出现在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再逐渐扩大到各个领域。“我们上线了复工复产平台，收集用人方的企业需求，再从尚在本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里，找合适的资源进行推荐。”余松鹤说。

下一阶段，不同行业间用人情况“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开始出现，应嘉兴市政府要求，余松鹤及其团队开始尝试建立“人力合作银行”，撮合不同企业进行人才资源的互补和对接。“相当于一个中转站，缺人的企业提供他们所需的人员数量和对应技能，我们联系人手富余的企业，跟他们借人。”理论上，这一举措一方面能解决需求方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也降低了供给方企业的用人成本，同时有效减少总体失业人数。

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比如，企业直接对口企业的人力调配，灵活性较差，“这种模式下，最方便的是把员工打包，整体置换餐饮行业共享员工，但一个企业多出50人，要人的企业只要10个，或者能满足用人企业要求的只有10个，怎么办？”余松鹤说，数量不对等，技能不匹配等情况时有出现。

更棘手的问题是制度上的。共享员工模式诞生于危机之中，很多政策法规尚属空白。工资以谁的名义发？员工的社保谁来支付？发生工伤谁来负责？若涉及跨行业流动，员工的从业资质谁来保证？“在大方向上，政府明确了一些规矩，但能做成这件事，还是突破了很多原有规则。”余松鹤说。

企业的心态也在改变。这一模式运行到后期，“撮合”的意味被不断弱化。复工复产进程不断推荐，社会形势趋于稳定，企业也在思考更长远的发展。余松鹤明显感觉到，需求方更希望招人，而不是借人，共享员工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最近，嘉兴市政府牵头，余松鹤及其团队又做了新的尝试。6月3日，嘉兴市首个灵活用工产业园成立，面向如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员、培训老师等灵活就业群体，为企业灵活用工和个人灵活就业搭建了对接平台。“人力合作银行没有倒闭，只是转移了工作的重点方向，从企业对企业，转向个人对企业，更灵活，也更具可持续的发展活力。”余松鹤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