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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前两年“共享经济”刚兴起那会儿。每次搭乘滴滴快车，都像阅读一部中国民族志，从公司老板、家庭主妇到下岗多年的职工应有尽有。可如今，糟心的事儿越来越多：连开3辆共享单车，两辆都是坏的。出门叫个滴滴，再难碰到和你东拉西扯的司机大哥——因为车里装着录音设备，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证词”。 麻烦”背后是血泪教训。2018年5月，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3个多月后，浙江乐清女孩赵某因相同的原因遭遇不幸，滴滴顺风车功能开始无限期下线。

令人难过的不仅是因为共享经济不再如从前那般便利，更是因为“共享经济”曾经给人以美好的愿景，如今却变了味。“他们最终会变成他们一开始所反对的东西，共享的理念则被抛诸脑后。”在2017年出版的《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中，加拿大学者汤姆·斯利的预言或许已成为现实。

事件相关分析：

“过剩产能+共享平台+人人参与”共享经济申论，当宣扬合作、环保和民主理念的“人人共享”模式在3年前横空出世，仿佛来自新世界的一阵旋风，誓要打破旧世界的枷锁，抵制傲慢的酒店、霸道的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监管的威权。

互联网时代，网络打分取代人工监管，荣辱取决于用户上传的照片和充满情绪的打分。牛气哄哄的传统大企业只得小心翼翼、卑躬屈膝地接受用户的评价。

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评分来打分共享经济申论，质量和评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以商业为目的的共享经济App上，评分显得更加无足轻重。当你下车时，司机一句“给个好评”的请求就会让你忽略车内不太干净的座椅、难闻的气味。

“当真正的问题发生时，并不是评个3分能解决的。”斯利认为。但强调“平台功能”的共享经济公司，往往坚称他们只是连接买家和卖家的“通信平台”。因为在其“平台”上工作的不是他们的员工，只是独立的”承包商”，所以不用对他们负责。

现代社会总认为消费者的主动选择无所不能、能带来最佳结果。当缺乏城市治理时，既做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员的共享经济公司，就游离于监管之外。“共享经济的交易市场正在创造新的和更加特权化的消费形式。”斯利说。

低廉的违规成本也腐蚀了共享的初衷。当五花八门的无桩共享单车充斥街头巷尾时，无需付出代价的违停、损坏让城市治理者无计可施。即使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的西雅图，状况也没太多改善。

即使揪出共享经济那么多“坑”，斯利也没有把共享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毕竟从前在图书馆，严防死守的电子门依然挡不住一些人扯掉书里的防盗条，把书揣在兜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当然，据说现在图书馆要改名叫“共享书店”。

关键还是在如何监管。

一些改变正在发生。在共享经济呼唤“重塑城市”时，城市也开始“重塑”它们。优步已经在伦敦和欧洲被判定为出租车公司。纽约市长决心用交通拥堵费和控制运营执照年限控制优步汽车数量。在巴黎，短期租赁的爱彼迎房屋必须注册，阿姆斯特丹将允许的短期租约限制从一年中的两个月减少到1个月。在西雅图，3家共享单车公司与当地大学签订协议，将支付费用请校园共同管理。

也许通过这些措施，这些跑偏的共享经济有朝一日能回到正轨上。正如《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在这个美丽的新共享世界到来前，考虑最丑陋的结果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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