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共享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对就业市场的产生重大影响。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2016年增加1000万人，比2015年增加2000万人。短短两年期间吸引2000万人就业于共享经济，让很多人对共享经济“高看一眼”的同时，也对其高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失去应有的谨慎态度，存在诸多的误解甚至错误判断。

其中，最主要的误解是对共享经济性质的判断。许多人认为共享经济属于高科技行业，是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兴行业，是中国对传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是信息技术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出现的新兴经济业态。虽然共享经济的各类平台需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手段以及系统构架实现基础运营，然而仔细观察发现，从事此类科技创新的人群在整个经济体的就业人群中却只占很小部分。同样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仅占整体平台7000万就业人群数的10%。换句话说，共享经济就业人群中，绝大部分经济活动人群都是普通劳动者，并广泛分布在快递、外卖、驾乘、货运、保洁等传统行业领域之中，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来获取收入，而这是典型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业态。

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低人工成本的方式获取经济规模扩张，而这一点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显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共享经济依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成功实现供需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扩展了传统就业人群的服务范围和地理疆域，并吸引大批就业人群的进驻。一个顾客可以得到更多来自不同地区劳动者的服务，而劳动者为了获取订单和收入，只能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直至劳动力价格不断竞底降低。在过去短短两年，2000万人群进入到共享经济领域，这猛烈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带来劳动者收入的持续减少，只能将自己摔在“又冷又硬”的劳动力市场地板上。经历了网约车上线之初每月2-3万的黄金收入期后，各类网约平台已经吸引了超过千万司机的入驻，并还有不断增长的势头。但与此同时，现在的网约车司机们却普遍抱怨收入不断减少，而只能通过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保持紧绷的“抢单”状态来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各类平台企业几乎都拒绝承认与平台的就业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他们声称，由于劳动者在是否工作、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形式的选择上，均有很大的自主性，平台往往只负责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服务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因此不需要承担劳动关系中规定的雇主义务。而事实上，众多平台企业通过大数据路线规划、评分星级管理、接单数量奖励等方式无处不在地实施对劳动者的控制，甚至可以控制劳动者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这些“隐形”的雇主们之所以不承认劳动关系，是因为由此带来的劳动保障成本是他们不愿承受的，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的企业收益，虽然他们正源源不断地从平台就业者的劳动收入中高额获利。这也恰恰符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行事风格。

这种低成本的经济发展业态必然带来劳动密集型经济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劳动风险高位运行。全国各级法院和劳动仲裁受理的涉互联网企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在不断增多。2014年至2017年间，北京海淀区仲裁院受理的涉互联网企业劳动争议纠纷仲裁案件分别为5671件、7846件、11140件、11456件，四年间增长了1倍。讽刺的是，这些案件中，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以及退还押金、保证金成为主要争议类型，这与劳动密集型经济早期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签劳动合同和随意扣押劳动者工资的现象何其相似。不仅如此，相关平台产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开始不断增长，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停工抗议行为不断发生，已经成为各地影响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认识共享经济本质的同时，还需要避免另一个认知陷阱，即认为共享经济显著促进中国就业增长。许多报告都在鼓吹共享经济创造了多大体量的就业岗位共享型经济，国家相关政策应该“高看一眼、放水养鱼”。这样的认知其实是在误导国家政策，一方面，“创造就业”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共享经济的繁荣昌盛使得劳动者不断从线下走到线上，从实体经济转向共享经济，在劳动力市场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实体经济普遍面临更严峻的“招工难”困境，中国制造业升级面临实质性威胁。另一方面，共享经济的就业实质是“灵活就业”，非全日制、临时性工作、缺乏保障为特征的灵活就业是相对正规就业而言的一种补充就业形式。灵活就业人群增多往往意味着国家经济形势发展不好，国家无法为这部分人群提供更好的稳定劳动保障共享型经济，它成为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的“蓄水池”。因此各国政府的劳动政策都是致力于提高正规就业比例，尽力降低灵活就业，进而为国民提供稳定且体面的就业保障。换句话说，对于灵活就业人群的不断扩大，国家政策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一旦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要对共享经济平台上7000万灵活就业人群与日俱增的社会风险进行关注，这不仅包括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工伤、患病、养老的风险，也包括他们在收入降低、缺乏保障，失业演变成为社会弱势人群的风险。而只有坚定中国产业经济政策的正确方向，大力支持和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形成稳定体面的正规就业格局，才是抵御和防范风险的主要出路。而此时，我们对待共享经济的态度就不能是“高看一眼、放水养鱼”，而应该是“严重关切、未雨绸缪”。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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