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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国：共享经济对互联网治理的挑战

wxianyue12个月前 (12-10)共享经济308

2017年12月18日，为期四天的第12届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 Forum-IGF）在瑞士日内瓦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国政界、企业、学界、国际组织、技术社群的20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塑造数字化未来”，涉及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区块链技术等。IGF是国际上第一个关于互联网治理问题的专业论坛，也是互联网治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论坛自2006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旨在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在互联网公共政策方面的讨论和对话。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话语权也不断提升，IGF初步定于2018年首次在中国召开。

2017年12月18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IGF大会会场

IGF大会的共享经济分论坛研讨会会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在2017年IGF会议上针对共享经济发表了讲话：2015年起，共享经济在中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共享单车、共享金融、共享知识、共享医疗等各类产品层出不穷，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冠以“共享”之名进而衍生出新的市场。然而，与其他伴随互联网产生的新商业模式一样，共享经济在经历了最初的野蛮生长后，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引发社会广泛讨论，例如网约车造成老年人出行叫车不方便、出租司机丢失工作、共享单车泛滥导致城市管理秩序混乱、过度生产造成资源浪费以及共享经济陷入圈钱困境引发金融泡沫等问题，不但对于政府工作是一项新课题，也给尚在摸索和完善阶段的互联网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共享经济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现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共享经济的初衷，以及“共享”本身具有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共享经济的初心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度社会闲置资源，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提升。

其实共享经济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与同学一起买本书传着看，家里来客人跟邻居借把椅子，汽车和房屋出租，这些都是共享经济的早期雏形。与租赁不同的是，共享经济包括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剩余所有权的让渡/以及时间、空间、技能等无形资产的分享等，主要是通过平台实现更多人之间的资源共享，整合海量的、分散的闲置资源，是一种新型数字经济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

共享经济的概念也已经提出了近40年，最早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提出的。共享经济在近年来的爆发增长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以及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定位等技术发展的推动。而共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共享经济什么时间有会议，是基于中国庞大的网民规模和人们对电子设备、新技术的高接受程度。根据CNNIC的最新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也达到了7.24亿。

共享经济对经济、政府和互联网治理都带来了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或许能推动中国社会共治体系的发展。共享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目前还无法被准确量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共享经济将重构产业格局。共享经济正在改变运营公司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并最终改变经济形态。人工智能、VR、区块链、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共享经济在未来的想象空间。AI技术已经在出行、医疗、物流等行业开始试用，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配送等。VR的应用也使得信息的传播形式发生巨大改变。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和一致性存储系统，解决了交易过程中信任、安全问题。在物联网时代，万物互通互联，共享经济将迎来发展的新局面。以平台为媒介的对等交换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认知能力两者的融合将会完全改变未来工作场景。

共享经济不仅挑战经济，也挑战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且还挑战互联网治理方式。事实上这种挑战来自于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其中共享经济表现典型。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先锋队和试验田共享经济什么时间有会议，对传统的管理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如何把握创新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如何平衡市场发展和权利保护的问题，无不给传统管理方式提出待解答的难题。从政府管理体系角度来说，共享经济将促进整个管理体系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向。相比之下，治理更加强调社会各方的参与，强调自上而下决策形成过程。对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多利益攸关方模式（Multi- Model）。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是所有利益攸关者充分参与并以共识为基础进行决策和运作的进程，强调多方参与、自下而上、开放透明和可问责性。

现在看来，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互联网治理需要进行重新考量。事实上，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不仅适用于全球互联网治理，对中国互联网共治体系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从国际互联网治理看，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其中多利益攸关方就是实现此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从中国国内互联网治理看，中国也在更深入的理解和吸收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精髓，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共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