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独立职业者或自由职业者之类的职业正在快速扩大规模。我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个新的看待零工经济现象的角度，那就是这个现象会给宏观经济及社会调控带来什么影响。

大概4年前，我到首尔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在这个会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 J． Barro）教授谈到，近10年来，美国GDP的增长一直没有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美国似乎又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个组合看起来违反了教科书的原理，因为在教科书里面所有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两个：

第一个基础是著名的Okun’s law（奥肯定律），它揭示了GDP与失业率之间比较稳定的反向统计关系。第二个基础是 Curve（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曲线把物价水平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同样表现为一个比较稳健的反向统计关系。

对于央行来讲，这两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于上述统计关系来做宏观政策的设计是很有用的。比如，失业率高的时候，政策上就应该扩大货币投放量来冲击总需求，允许通货膨胀上升来降低失业率；若想要刺激经济，可以把GDP增长率拉上去来减少失业。长期以来，这个基本的道理成为全球各国央行在设计货币政策时都会依赖的基本理论。

然而，美国经济出现了偏离这种组合的现象。巴罗教授把这个新的现象或者说这种新的组合定义为“job- non-”，指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未实现充分复苏。“所有的就业岗位都有人做”，就接近于我们说的充分就业，但是经济并没有真正复苏。这个现象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比如，尽管日本经济还是不怎么增长，但是找工作相当容易。听说澳洲也是类似的情况。

再看看中国经济，似乎也出现了这个趋势。这些年GDP的实际增长率一直在放缓，过去8年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但城镇新增的就业岗位并没有下降，基本稳定在1000万—1100万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判断说，现在的宏观经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周期现象已经变弱，以至于看不清楚规律和走向。我国GDP的增长率基本稳定在相较之前更低的水平上，比如最近稳定在6%—6.5%，但就业状况依旧相当稳定，很多其他国家的失业率甚至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奥肯定律所描述的经济增长的逻辑似乎反过来了。由于就业相对比较稳定，也因此有很多经济学家反对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拉升GDP增长率。

我认为，正是“零工经济”现象的出现，弱化了以上两个基本的统计关系。长期以来，支配各国央行政策的就是基于这些统计关系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它们基本上被浓缩在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中。然而，随着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兼职、从事零工，正规就业与GDP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这给传统宏观经济学带来巨大挑战。

这个挑战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失效。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下滑或经济衰退的时候，通常需要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因为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会增加。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很多国家在经济出现衰退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究其原因，是因为失业率没有显著上升，劳动力市场接近于充分就业。而如果就业上没有缺口，想让货币政策产生正面的影响就不太可能。这就是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为什么出现不断递减的原因。这个现象跟零工经济有巨大的关联，只不过现在无法在统计上准确捕捉和测算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发展经济学的文献里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发展理论，它强调区分所谓“正规”与“不正规”两个部门的变化趋势。在这里，经济发展的含义被定义为：正规部门不断地扩大，而非正规部门不断地缩小。这个趋势本质上就是经济发展。

为什么非正规部门的缩小被视为经济发展呢？因为非正规部门是贫困的一个副产品。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里最初观察和研究的一个视角。非正规部门的大量存在，是欠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既是贫困的结果，也是贫困的原因。没有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劳动力只能在非正规部门谋生。所以，非正规部门的大量存在基本上是跟贫困的现象连在一起的。

到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而非正规部门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和资本，也缺乏技能劳动力，它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所以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去扩大正规部门所容纳的就业规模，实现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就业的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意味着国家要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和培训。同时，政府要在政策层面上为正规部门的扩张提供很多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前几年，我们根据中国的家庭调查和较宽的统计口径进行估计，现在我国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大概在41%左右。当然这包括今天所讲的“零工经济”，也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吸纳的就业。

而中小微企业与零工经济还有一点不同。中小微企业是有营业执照的，是一个法人或一个市场主体。多数情况下这些小企业与员工之间有正式的劳务合同关系，可以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护。当然，很多小微企业的就业形式也不是那么正规，可以说是非常灵活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将近6000万的所谓自我雇佣者，也就是个体工商户。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个体户”这个名词，这也是非正规就业统计口径中非常重要的覆盖对象。

按照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地扩大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所占比重的过程。但是，由于互联网平台和共享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就业会转为灵活多样的零工形式。这种就业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经济组织的合约。当下，不仅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有一半以上是零工经济提供的零工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区别，而且中国现在的城镇就业净增岗位当中至少有10%是零工经济提供的。

这对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定义就不再准确。过去可以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相对比重的变化来理解发展，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正规化意味着整体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现在看起来，经济的发展反而会伴随非正规就业部门的扩大这一现象。

可以肯定，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就业会转向平台经济和互联网，零工就业者会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对于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进程意味着经济发展还是经济退步？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些问题在眼下经济理论的框架当中是没有答案的，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探索。前几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期刊 of （《经济展望杂志》）发表了关于非正规性与经济发展的文章，综述了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在非正规部门正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所做的大量研究零工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区别，遗憾的是，基本上未涉及今天谈的数字经济与零工经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滞后，甚至可以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划分也将失去原来的意义。

提到生产率，这就涉及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整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核算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前几天，我参与京东数科的一个线上会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先生介绍，他们正在做关于新经济的统计核算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如何来重新定义和统计就业与失业规模，这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早在30年前，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罗伯特·索洛（ Solow）教授讲过一句著名的话：“计算机无处不在，但却迷失在生产率的统计当中。”当时移动互联网还没有真正出现，只是有人发现企业对计算机的投资跟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弱。而如果把计算机改为如今的移动互联网，可以说，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经济中无处不在，但它却在生产率核算中不见了。这句话也被后人称为索洛悖论（Solow ）。索洛悖论揭示了数字化技术给国民经济核算造成的巨大扰动。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但我们却难以准确测算出生产率的增长。有人形象地用雷达屏进行比喻：突然间很多东西在雷达屏上看不到了，尽管我们知道它们应该在那里。

也就是说，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发展给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挑战。比如，今天我们聚焦的所谓“零工经济”，其实已经涉及很多法律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甚至还牵涉劳工关系问题、工业组织问题。而在宏观层面上，零工经济直接构成了对统计核算和就业的巨大冲击。这些年来，各国宏观调控政策遇到了巨大的困惑。比如，货币政策基本上没办法再达到之前预想的效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大改变，而这些改变对宏观经济的产出造成很大扰动。这些因素很有可能挑战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现象，一些教科书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基本上没有用处，因为它跟互联网发展之后的宏观经济已经严重脱节。移动互联网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对就业与失业问题、物价问题、生产率问题、GDP增长问题等都有颠覆性的挑战，这样的教科书已经过时。

现在，经济出现了所谓的“低生产率、低增长、低物价，高就业”，也就是“三低一高”，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很可能是“四低”。而且这样一个“四低”的现象不会是短暂的，它是一个由技术扰动造成的新趋势。从根本上讲，除非我们能够在统计层面上真实地核算新经济活动的产出，否则，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要为之重写的。

文丨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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