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经济模式、生产方式的同时，我们亟待检讨有多少是背道而驰。分享一开始具有社群、人人社会、利他主义、慷慨公益等属性，但自从和“经济”挂了钩，它就一边倒地进入到商业领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分享模式当中，做大做强的其实还是专业的卖手、商家。当舆论造势、大众狂欢，陷入经由商业(资本)精心包装下的创业、创新时，共享经济也许就是一场华丽的骗局。

北京，朝阳区南十里居路，有近万辆损坏的小黄车被堆放在马路边，这是ofo共享单车的维修点。杭州，不少共享单车胡乱地停放在机动或非机动车道。

广州，小蓝单车()在发布会上宣布，继深圳之后正式进入广州市场，并且在此后数月会有新一轮数千万美元的投资落定。事实上，这是继摩拜和ofo引领“共享单车”风潮后，又一家企业跑步进场。除了外观颜色，各个品牌趋于同质化，功能出现类同化，所以有网友戏称：赤橙黄绿青蓝紫，留给新晋车商的颜色不多了。

从当初的时尚概念、潮流器物，到时下的“颜色突击”“问题宝宝”，虽然共享单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享经济”——例如，共享前提是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单车不是；共享解决刚需、急需、真需，单车不是；共享创造平台与生态，参与方自给自足，单车不是；共享是多边市场，单车不是……但既然蹭了“共享”的效应，作为“表亲”而非“同宗”的共享单车确实在很多方面暴露了“共享经济”自身存在的弊端、争议，包括对其性质、模式的讨论。

2016年8月，当滴滴出行宣布全面收购Uber中国，并伴随着政府对网约车地位合法化和营运准入制的政策实施，它引发许多不安的负面猜想：涉嫌垄断了吗?无序补贴停止后会迅速提价吗?这还能叫共享经济吗，或根本就是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在线版?结果，就在今年春运期间，滴滴出行悄然提价，而且声称“打车难”，当网友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一篇《致滴滴，让我的出行不再美好》的文章时，它刺痛的何止是“补贴经济”的幻象，应当还有对“共享模式”的期许。

然而，我们对共享经济的分析不少是浅尝辄止的，更多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之中，像罗宾·蔡斯的《共享经济》、马化腾的《分享经济》、曹磊的《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李光斗《分享经济》、程维《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等观念作品扮演了共享时代大势所趋、触手可及的鼓吹手。而唐·佩珀斯本的译作《终极信任：诚实的竞争优势》则干脆被改头换面，成了“共享经济：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股东、员工与顾客的共赢”。的确，在肯定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经济模式、生产方式的同时，我们亟待检讨有多少是背道而驰、又有多少是欺世盗名。

汤姆·斯利的批判一语中的。他写道：“随着‘共享经济’一词激发出的非商业性价值被抛诸脑后，或价值性被降低为公共关系的习题，共享经济短短几年内就从‘我的就是你的’慷慨思维，变成‘你的就是我的’自利思维。”他自认是那种“被背叛感”刺激了他撰写《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一书，在他的观念里，共享是一种非商业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不该涉及金钱，且多少是出于慷慨、想要给予或者帮忙的动机;但也因为涉及了“经济”，“共享经济”自被提出以来，语词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按照汤姆·斯利的梳理，由于争论不断，关于“共享经济”也出现了一堆同义名称，像“协同消费”“对等平台”“按需经济”等。但他也随即补充道：“尽管‘共享’一词被不合理地沿用共享经济 鼓吹，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此现象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名称。”当然，这名称还是：共享经济。

同样的旧瓶，汤姆·斯利会装着什么新酒。首先，他无意过多纠缠于“共享经济”的语词考或理论梳理，而是直陈这样一种现状，并加以痛斥——他说，共享一开始具有社群、人人社会、利他主义、慷慨公益等属性，但自从和“经济”挂了钩，它就一边倒地进入到商业领地。汤姆·斯利提醒那些善意的人们，别错信互联网所谓的自带气质，像平等、开放、分享、协作，而稀里糊涂地支援和帮助了某些商人、投资者们私人财富的累积，进而造就新的垄断市场、雇佣体系和剥削形式。

历数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Uber，房屋租赁服务的，停车泊位服务的，闲置资金借贷的，甚至还有夸张的提供“嗟来之食”(撮合吃剩下的菜与想吃免费食物的人)服务的，诸如此类，这些企业往往打着“平台”的旗号，以“社会资源整合”和“分享协作模式”为包装，让那些崇尚科技生活、热衷潮流事物的年轻人为之埋单。对公司来说，在鼓励大众展开更多名目的消费下，实现私人财富增长、资本累积的目的。汤姆·斯利进一步指出，撇开共享经济中常常为人诟病的安全问题不谈，其背后更是一张控制力极强、充斥资本主义“黑手”的大网。

以滴滴出行、Uber、等为例，它们各自推广网络平台效应，而一个更大的网络效应平台又成为吸引更多资本的重要因素——大量资本的涌入，带来的是对现实世界平台的颠覆和重构。供需双方一旦进入这个生态体系，就必须负责这个圈层的游戏规则，包括从注册申请到价格设定再到评分规则等。当你以为互联网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体系架构时，却不曾发现(其实应该要意识到)，这个虚拟空间里制造了一个新的等级系统，每个用户身上又有了一层新的等级标签。比如，Uber的司机在评分低于3.5之后就很难再接到订单，很多Uber用户的评分——这些评分来自司机，也来自算法，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用户打车的速度。这一点早在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的著作中被提出：“互联网正由一个自由论者的乌托邦变为一个被商业利益控制的处所。”

所以汤姆·斯利才会说，共享只是“理想”或“幻象”，金钱帝国早已吞食你我。当规模效应具备，马太效应显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共享模式当中，做大做强的其实还是专业的卖手、商家，这就是为什么做得最好的还是那些拥有大量房源的房产中介——在这里，“长尾理论”若入无用之地，少数头部用户影响力越来强大，中间地带被掏空，绝大部分用户构筑起“夯实”的底层，后者如果要上位，那么就花钱、竞价排位。在此语境下，我们恍然大悟，共享经济的根本或许是“网络新地主用科技收租，用理念圈钱”，而这恰恰是斯利这本新书的副标题。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以及大洋彼岸的FAAG(、Apple、、)，这些平台巨头几乎改变和影响着中美两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用户的在线生活。而与此同时，这些互联网巨头或多或少入股、控制一些共享经济平台，它们的出发点尽管是“共享”共享经济 鼓吹，但企图的“归宿”确实是独角兽公司，或是吴修铭笔下的“总开关”。显然，这与外界理解的共享经济的初心背道而驰。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感谢汤姆·斯利，他以知识分子该有的警觉和深刻，揭示出了光鲜亮丽的共享经济背后鲜为人知的一面，当舆论造势、大众狂欢，陷入经由商业(资本)精心包装下的创业、创新时，他提醒我们说，共享经济也许就是一场华丽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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