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浙江义乌一家供应链平台邀请一名主播带货。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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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投诉逐渐增多。业内人士透露，直播间刷单炒信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一些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而平台为了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前针对直播带货还存在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怎么联系直播带货平台，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怎么联系直播带货平台，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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