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经济学家”这个名词，是1980年考上学校之后，虽然是一所中专学校，但是，那时的经济类教材真的不是很多，所学课程也都是大学编写的。主要是上海财经学院、湖北财经学院、辽宁财经学院编写的课程。

第一次看到“经济学家”这个词，是第一次摸到的经济类课本——《政治经济学教材》，蒋学模编写。因此，蒋学模也成为我第一次听到的经济学家。这不是我孤陋寡闻，而是我们那个年代、来自于农村的孩子，能够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就这么多。

也正是从那时起，“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就一直深深地扎根于心中，只要听到“经济学家”四个字，心里就有无限的崇拜和敬仰，就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与经济学家见一次面、说一句话，哪怕远远地看一眼。

虽然随着经济学类书籍越看越多，知道的经济学家的名字也越来越多，譬如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厉以宁、吴敬琏、马洪、董辅礽、刘国光等经济学家对共享经济，还知道有一个孙冶方经济学奖。但是，知道的经济学家越多，对经济学家的崇拜和仰视心理也越浓，见到经济学家的愿望也越强烈。

这一愿望也终于在80年代中后期得到实现，那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另一所会计学校听讲座，主讲人是经济学家吴敬琏（那时吴老还没有被称作著名经济学家），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经济学家的真人。虽然座位安排在10多排，但不管怎么说，能够到现场聆听经济学家的讲座，怎么说都算实现了一次亲眼目睹经济学家讲课风采的目标。

那时的我们，真的太内敛，或者说胆小，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敢作敢为。否则，一定要在讲座结束后，请吴老师签个名什么的。即便如此，能够在现场聆听经济学家的讲座，已经十分开心了。

“经济学家”这几个字，以及经济学家的形象，在自己的心里经济学家对共享经济，真的是无比高大，也无比让人仰慕的。只要听到谁是经济学家，崇拜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心里对他们充满敬意。后来，新一代经济学家涌现后，仍然让人崇敬和爱戴，如林毅夫、樊纲、张维迎、胡鞍钢、张五常等，因为，他们的成果、成就、威望等，都足以让人仰慕。

特别像贾康、魏杰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很有名气，也很有学术造诣，在相当一段时间，却没有被称作“经济学家”，而大多使用财政专家、经济专家等头衔，直到后来才一个个被称作经济学家，可见，经济学家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高不可攀。经济学家的门槛，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生代经济学家身上，需要闪着何等光芒，才能配得上“经济学家”这个词。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是能够让经济学领域的人终生学习、终生仰慕、终生崇拜的。至少，在我的心里，永远会写上“敬仰”这两个字的。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家”这个概念，突然像被超发的货币一样，开始不断地贬值、贬值、再贬值。贬值的速度之快，即便达不到津巴布韦货币的速度，也可与委内瑞拉、土耳其货币相比。因为，只要有个博士头衔，只要被某个机构聘用，就会立刻被冠之以“经济学家”头衔，相当一部分还会被冠之以“首席经济学家”。有些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前还在用发心灵鸡汤、录不伦不类小视频进行自我炒作呢。譬如某位“首席经济学家”，看到任泽平因为股市预测扬了名，就连续写了多篇有关牛市的文章，特别是“大牛市到来的八大理由”，更是吸足了眼球，结果，牛市没到，熊市先至，而现在，竟然被某机构聘用，当起了“首席经济学家”。想想贾康、魏杰等苦熬了那么多年才被称作经济学家，今天的经济学家，可能多数都是用激素“长”起来的，有的还不只是激素，而是直接用打气筒吹出来的。

博士头衔，只能证明学习了某个领域的知识，或者说比没有博士头衔的人多学了一点知识。但是，经济学家绝不是有什么头衔就管用的。那些在大学拥有博士生导师者，也不能被称作经济学家，就充分说明经济学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而必须在某个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很显然，那些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多数都是自恋，或者单位为了利益需要，强行安排了这样一个职位。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成果、学识、能力、水平等，与“经济学家”四个字，根本不匹配，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自恋，除了可以在利益方面满足个人需要之外，对社会只有反向作用和负面影响。

建议有关方面对“经济学家”，尤其是“首席经济学家”进行整顿，否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会走入歧途，中国的学术氛围也会被深深污染，特别是年轻人，会被“经济学家”的虚名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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