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文玮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开始进入扎实推进的实质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数字化方式有效打破时空阻隔，提高有限资源的普惠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让广大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当前，我国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表现在供求矛盾明显、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差距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亟须改善等方面。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点，对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突破生产要素局限的均衡化生产，以及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服务具有明显优势，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用极易复制和扩散的数据生产要素连接各个经济活动，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工业经济规模报酬递减不同，数字经济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态势，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测算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14．2％提升到38．6％，表明了数字经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宏观经济的一般性增长。

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新的数字平台正在重塑社会就业结构，除了新增大量与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相关的高技术岗位需求外，数字平台的广覆盖、高聚合功能，还实现了分散生产和个性化需求的快捷对接，出现了贴近消费的社区微工厂、带货主播的直播助理、物流配送的快递员等大量新业态、新岗位，这些岗位相对来说就业门槛低、需求量大、工作方式灵活，为广大普通劳动者开辟了机动灵活、平等多样的就业创业选择。2020年淘宝直播共带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173．1万个，其中交易型就业机会102．2万个，新型岗位就业机会70．9万个，说明数字经济在拉动就业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痛点，究其原因，时空限制、资源约束和地方保护等是主要症结。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平台和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以社会资源精准配置为核心，重新构建新型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变传统的固化的商业价值链为发散的竞争的商业价值网，有助于打破存在于城乡和地区发展上的各种束缚，促进均衡发展。比如美团配送平台覆盖全国2800个县级以上的城市，涵盖餐饮、生鲜、商超、书店、鲜花等620万多品类商户，就是数字经济通过“长尾效应”释放居民的多样化个性需求，并推动满足这些需求的小规模柔性生产发展，使得偏远地区的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参与头部平台的整体运作的最好例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这一方面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这方面发展迅速，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移动宽带覆盖超过99％的行政村；截至2021年9月我国5G基站数量超过100万个共享经济刘至伟，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另一方面就是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共享经济刘至伟，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例如，浙江省德清县依托17个图层、232类数据的数字乡村底图探索乡村治理可视化，借助6大类、534个感知设备的物联感知网挖掘乡村散落数据，加之数据共享应用，实现了实时提供便民服务、掌握村情民意、预警处置事件的智能化乡村治理，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治理的精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经济并不会自发生成共同富裕。马克思曾经深刻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给社会带来的阶级分化和经济停滞弊端，数字技术在不加干预的资本逻辑运行中，同样也会出现大平台企业垄断、数字鸿沟扩大、“马太效应”加剧等风险，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所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充分认识和用好数字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数字经济成为新时代赋能我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精兵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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