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分享经济一样吸引人的还有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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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发展分享经济”,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发展“分享经济”寄予厚望。2016年2月底,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在厘清分享经济的基本概念、内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全球与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并对我国未来发展分享经济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本文基于《报告》相关内容,与大家一起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发展之路。
“分享经济”:意料之中的风潮
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这两位经济学家努力解决的是现代公司架构下股东(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团队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搭便车享用其他人的努力成果等问题。经济学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交易成本,虽然已经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重大商品(如住房)时,就会聘请顾问来提供“交易服务”;对于生产者来说,交易成本表现为销售成本中扣除运输成本的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瓦利斯和诺斯在198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估算出,1970年美国经济整体的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46.66%—54.71%。
分享经济的出现,则极大地降低了上述两大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分享经济的内涵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进行平台化、协同化的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早在1978年,美国社会学者马科斯·菲尔逊和琼·斯潘思就已提出“分享经济”这一概念,但直至新ICT技术出现,才有了新的发展:2006年之前,在线二手交易Ebay(1995)、在线影片租赁Netflix(1997)、汽车分时租赁鼻祖Zipcar(2000)等分享型企业开始起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分享型企业大量出现,Airbnb(2008)、Uber(2009)、同城快递Postmates(2011)等新领域的分享型企业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全球分享经济企业数量已由2006年底的8家快速增长至296家。
分享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大量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根据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16年2月4日,全球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私营公司有151家,其中有分享汽车的Uber、Lyft、Olacabs、BlablaCar以及Grab Taxi,分享房屋的Airbnb、途家网,分享网络存储空间的Dropbox,分享开源软件的Github,分享邻里信息的Nextdoor,分享办公空间的WeWork,分享医生咨询和预约的挂号网,提供金融P2P服务的Funding Circle、Social Finance,以及生活类服务的Delivery Hero、HelloFresh、Instacart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创业时间多数不到5年就达到上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估值。这些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加入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不断增加,投资分享经济领域的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据 Crowd Companies统计,在美国2010年只有不到20家机构投资于分享经济,而截至 2015年4月底已增加至198家。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者科斯认为:“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是界定产权,同时一个能保证经济高效运行的产权制度应该是具有明确性和专有性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享经济的核心就是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设计来重构传统行业模式,即出让者从物品的所用权中剥离出部分使用权换取收益,提升个人闲置物品以及全社会冗余服务的使用率。因此,作为更先进的经济运行机制,分享经济在提出之初就拥有很强的发展动力,但是囿于技术支撑条件尚未成熟,依赖于个体行为决策的“分享经济”也就缺乏落实路径。随着以用户为中心的新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尤其是个人可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移动支付、云计算等)普及之后,分享经济的制度优势就得到充分释放。可以说,近年来分享经济的崛起并非机缘巧合,而是交易制度创新的“万事俱备”等到了技术进步“东风”后产生的“化学反应”,其中蕴含的必然性远大于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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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在中国落地的姿态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速也由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至最近几年的7%左右,依赖于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为继。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采取的诸多努力之中,分享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寻求变革的重要力量。2015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参与分享经济领域服务的人数约为5000万(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分享经济业已成为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整体较国外晚近3年,国内大多数分享经济企业于2011年前后开始创建,如滴滴出行、途家网、饿了么等国内知名分享型企业。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用户的广泛参与,分享经济影响越来越广泛共享经济发展国内外研究现状,许多领域出现了本土化创新企业。总体来看,与美国等分享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样,我国分享经济领域的企业数量和市场规模都呈加速增长态势,且重点发展领域也较为相近。
但是,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分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多个性化特征。首先,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发展分享经济的出发点与美国等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发展分享经济的初衷是解决人均占有物品过多而导致的物品闲置问题,核心就是“物品已经够多,让多余的东西流转起来”;而我国发展分享经济的主要出发点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促进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维持总体就业率水平和社会稳定。从《经济学人》两期关于“分享经济”的封面就可以初步解读出这一区别。其次共享经济发展国内外研究现状,由于饮食、家庭等观念的不同,我国分享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与美国有所不同。以“达达快递”“回家吃饭”为例,这两家公司对应的分享经济模式在美国并未取得较大成功,但在国内却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主要原因就是两国人民在饮食习惯和菜肴制作方式方面的差别。
交通出行领域
在“互联网+”背景下,交通分享成为传统出行需求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交叉组合、叠加应用下催生出的全新模式,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影响范围较广、活跃程度较高、备受消费者追捧和市场关注的热门领域。经过竞争洗礼,我国交通出行领域分享型企业基本形成了“一超多强”局面,滴滴、嘀嗒、易到、神州等成为融资额达10亿美元或注册用户达千万级以上的主流平台。2015年,我国主流交通分享平台介入汽车数量已过千万,占全国汽车总量的6.5%以上,覆盖用户2.5亿,占全国人口的18.3%,保守估算各平台成交额约为1000亿元。交通出行领域的分享经济发展,改善了城市出行服务的供求关系,客观上促进了出行市场的扩展与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供给的紧迫需求。
但交通分享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问题与挑战:(1)服务管理水平待提升。交通分享吸引大量司机进入,其服务能力参差不齐,个别司机“刷单”套取补助现象时有发生,P2P租车也面临着车辆损失甚至被恶意抵押等诚信风险。(2)出租车行业的抗议抵制。交通领域的分享型企业动了传统出行服务业的“蛋糕”,各地出租车行业针对专车的罢工运动、围堵平台办公场所等事件时有发生。(3)现行交通管理法规的政策约束,政府与市场两大力量仍在不断磨合中。2015年10月,交通部公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强调: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为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对接开展运营服务。而现实生活中,城市居民倾向于较传统出租车拥有更好服务品质的网约车、专车等。
生活服务领域
生活服务领域的分享经济是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线下餐饮、家政、美容美体、社区配送等生活服务机构及个人闲置时间、技能等闲置资源,以更便捷的方式满足人民生活服务需求的经济活动。由于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生活服务类分享平台的发展充分释放了人们的消费需求,明显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极大提升了人们对服务的购买意愿。此外,服务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也促成了许多体验型、尝鲜型消费。
国内生活服务领域的分享型企业主要集中在餐饮、家政、美容、社区配送服务等方面,餐饮业又是其中起步最早、发展最为充分的行业。易观智库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457.8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达190.8亿元,环比增长33.1%。以餐饮领域分享平台“饿了么”为例,截至2015年底,该平台业务覆盖超过300个城市,交易额突破1亿元,日订单量超过330万单,自营配送队伍超过6000人,蜂鸟配送员已达50余万人。与此同时,餐饮领域的分享平台不断追求创新,目前已不局限于外卖送餐,还衍生出厨师上门、到陌生人家吃饭等新服务。在“妈妈的菜”创始人韩迪看来,虽然“饿了么”能让白领的午餐有更多选择,但小餐馆的餐食体验仍然是大同小异。他想做的是让白领的午餐选择不再仅仅依赖于餐馆,而是通过写字楼周边小区里住着的“大妈们”真正释放供给端。
与交通出行领域相似,生活服务领域的分享经济也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1)生活服务领域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市场空间较大,创业者涌入多,但是平台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盈利能力差。前段时间“饿了么”“美团”等平台之间依靠烧钱、补贴的方式不是长久之计,当“热钱”退场后许多平台也面临关闭甚至破产的窘境。(2)传统经营模式下,餐饮、家政、美容等行业都由独立公司经营,企业在工商、税务注册时也会申请获得相应的卫生、消防、安全许可。但通过分享平台运营时,很多是由个体直接参与,原有的许可制度已经无法适应。
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及车辆性能指标明显优于传统出租汽车。
“分享经济”理念:
促进国家治理变革的强效催化剂
分享经济是经济运行机制创新与信息技术革命相适应而产生的必然结果。随着分享经济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并走向成熟,其内涵和外延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影响也从提高经济效率拓展到推动社会转型。从交通出行、生活服务领域的分享经济发展来看,未来我国分享经济优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政府管控与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政府而言,既要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又要妥善处理创新引发的利益矛盾。尤其是在分享经济发展初期,多数企业和产业发展仍处在探索创新阶段,政府可以在建立和完善补位性、底线性和保障性的制度规范等方面加强服务,如及时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尽快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
由于市场潜力大、进入门槛低,分享经济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竞争格局,未来几年分享经济领域的竞争则将更加激烈。分享型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依靠价值创造来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应加强自我监督,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因为当前存在制度缺失或管理的灰色地带,就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更不能利用制度漏洞获取不正当收益。在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企业应采取针对性策略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网络化、柔性化的制造模式和服务模式转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企业都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抛开经济视角来看,分享经济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模式创新、理念变革,其在实践过程中必然遭遇诸多既有事物、机制的抵制与阻拦。但作为采用创新驱动战略的大国,我国理应对各种创新抱有开放、包容之态度,不能强迫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诸多新生事物符合旧的制度框架,同时也需要给创新留有试错、纠错的空间。不将“创新驱动”挂在嘴上,而是将支持创新作为政府监管与各种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那么,我国将必然走向更加有活力、和谐、开放、包容的道路,经济、社会等转型也定会取得重大成效。
国内外分享型企业发展历程
《凤凰品城市》2016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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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品城市|ID:fhpcs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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