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圆桌

如何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怎样实现对城市中每个角落及时感知、全局分析、智能预警？

随着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多地正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支撑城市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广州、深圳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特大城市，正借力数字政府探索实现数据治理，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南方日报记者 肖文舸

圆桌嘉宾

张勇 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郑红波 深圳市副市长

赵淦森 广东省数字政府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卢青伟 腾讯企业微信副总裁

解决痛点

掌上办、网上办、智慧办支撑强、覆盖广、体验好

南方日报：广州、深圳在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方面都有哪些长处？

郑红波：深圳市在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一是推行“掌上办”。推出“i深圳”统一政务服务APP，覆盖全市95%以上个人政务服务事项和70%以上法人政务服务事项。建成“深i企”企业服务平台共享经济背景下数据挖掘与融合，实现企业诉求“一键提”、政府部门“速反馈”、扶持政策“一站汇”。二是推行“网上办”。全市政务服务事项100%进驻网上办事大厅，“最多跑一次”率达99.94%，99.29%行政许可事项实现零跑动办理，91.74%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三是推行“智慧办”。推出“秒批”“秒报”“秒报秒批一体化”“免证办”等改革举措，基于数据、材料自动推送填充实现智能申报，基于数据自动比对实现无人干预自动审批。四是推行“一次办”。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高频场景，将各部门相关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比如“我要开药店”等，实现“一份指南、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一窗受理、一口出证”。

张勇：广州努力打造4方面特色和优势：平台支撑能力强、服务事项覆盖广、政务服务品牌强、群众企业体验感好。

去年以来，广州在国家和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基础上，建设全市一体化公共支撑平台，实现从申办、预约、取号、受理、审批、评价的全流程、多渠道、多层级一网通办。在评估指标中，广州的“服务事项覆盖度”和“办事指南准确度”指数全国领先，分别位于全国重点城市第1、3名。我们在政务服务网共发布了市本级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2389项、公共服务事项1417项，线上线下也是全渠道同源发布。同时，大力规范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材料、办理流程、办结时限等，确保群众办事“无差别受理”。

广州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和推动超大型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打造“一网通办、全市通办”的“穗好办”政务服务品牌，建设“一网统管、全城统管”的“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其中，广州“深度应用电子证照”“运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招投标效率”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案例。我们还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便民化。

智慧治理

从“车看灯，读秒数通行”变为“灯看车，读车数放行”

南方日报：广深都是特大城市。数字政府如何帮助广深创造性解决城市治理难题？要注意什么？

赵淦森：广州、深圳作为我国特大城市，对标对表的应是国际化大都会，比如东京、新加坡、纽约、巴黎等，它们和一般规模的城市特点很不一样，治理域内人员的社会秩序感相对要高一些。我认为，可以依托这样的特点做一些治理创新：依托数字政府，能不能把信用作为城市治理的核心支撑？比如能不能让市民先看完病再交钱？这从社会运作和治理逻辑上将会是很大的改变，可能在其他城市很难尝试，但在这些城市可以。

建议广州、深圳把城市品质定位作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支撑点，目标的城市品质和定位是什么样子，就按照这个来推进改革。我们的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相应的服务和治理能力要跟上。又比如说，广深有大量科创企业和频繁的国际化交往，既有外需也有内需，怎么让大家在这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能够更方便，从而吸引大家都来安居乐业？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数字政府便捷的服务、智慧的治理让老百姓省心高效，让大家可以把时间放在想干的事情上。

张勇：广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重要指示精神，经历一年多时间，建成了“一网统管、全城统管”的“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通过夯实“一网统管”基础支撑能力、打造一屏统揽城市要素、构建一网共治全面实战应用，推动省、市、区三级平台协同联动，着力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堵点、痛点、盲点，推动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全状态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和智能化。

为创造性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广州正探索建设全国一流“数字孪生城市”，以“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为抓手共享经济背景下数据挖掘与融合，坚持数字孪生、万物互联、实时感知、运筹帷幄四个建设原则，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与物联感知体系，形成一个与现实城市高度匹配的孪生城市，实现城市风险自动发现、城市运行规律主动洞察、事件精准定位管控、决策分析推演、预案仿真演练、预案优化和执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让城市更智慧。

郑红波：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深圳积极探索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比如在城市运行方面，引入基于交通场景的人工智能算法，实时优化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策略，车辆运行由过去的“车看灯，读秒数通行”转变为“灯看车，读车数放行”，平均车速提升15%。在疫情防控方面，开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平台”，形成疫情态势一张图，对入境人员、跨境货车司机等实行电子化闭环管理，实现依数施策、精准抗疫等等。

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实施“5G+8K+AI+云”新引擎战略，建设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数字孪生城市和鹏城自进化智能体，构建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感知体系、泛在连接网络和先进智能中枢，实现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城市运行实时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和智能化，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卢青伟：数字政府正为实现高效能、有温度的治理提供助力。从全国来看，各地发展程度不同。发展较快的城市和省份，原有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他们目前的挑战，更多的是怎么让这些数据重构起来产生更多的价值，助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建设。

以“粤政易”为例，作为广东推出的全国首个全省统建的移动办公平台，其通过腾讯政务微信的平台能力，依托远程协同、数字政务等行业经验支持，使广东公职人员的工作模式向“掌上办公”转变。“粤政易”联通各级各部门系统，服务公职人员近200万名，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应用之间，不断破除壁垒、兼容整合，助力打造更具整体性、协同性的政务服务。

在“粤政易”平台上，各区可结合实际情况，打造专属应用。广州市海珠区把经济数据分析和交换平台“搬到”掌上，实现从手机上就能随时随地做到经济态势“一屏感知”、经济数据“交互共享”、企业信息“联动核查”、经济运行“提前预警”。越秀区则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的优势，在“粤政易”平台上统筹搭建“越秀先锋”移动工作平台，整合事件的采集、处置和管理三大功能，高效有序地统筹指挥调度辖区资源，利用有限的力量更好地服务群众。

数据流通

实现数据在“可用不可见”前提下的价值释放

南方日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将数据确认为新的生产要素。怎么加快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发掘数据资源要素潜力？

张勇：为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广东初步组建首席数据官队伍，广州作为全省7个首席数据官试点城市之一，印发《广州市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选取6个区、21个政府部门、6个公共企业事业单位为试点单位，创新性设置首席数据执行官，全面提升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一是建制度。目前已编制“一方案一规定两办法”，即《广州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广州市公共数据管理规定》《广州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法》《广州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同时积极申报《广州市数据条例》立法，通过政策规章制定进一步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

二是建机制。制定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机制，明确各级首席数据官的工作职责，制定广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单位任务清单，实行挂图作战。

三是建平台。包括探索建设数据融合应用平台，聚合数据、算法、算力、安全四大能力，实现数据在“可用不可见”前提下的价值流通与价值释放。

南方日报：深圳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郑红波：今年7月，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对我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了具体部署。深圳市将按照中央、省决策部署和《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规定，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助力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健康发展。

一是逐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数据要素标准规范体系，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二是推进数据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引导市场主体通过数据交易平台进行数据交易。三是鼓励数据价值评估机构探索构建数据资产定价指标体系，推动制定数据价值评估准则。四是探索建立数据要素统计核算制度，准确反映数据生产要素的资产价值，推动将数据生产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南方日报：数据要素流通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赵淦森：要实现数据治理，数据要素高效流通非常重要，需求也很明显，但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注意——隐私保护和权属界定。数据不像房子等传统物权，房产登记了一般不会变，但数据你复制一下就跟我的一样了，怎么强化对它的保护；同时，在流通过程中数据利益归谁，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授权，出现不好的结果损失如何计算、谁来担责等问题，都是推动数据交易流通和共享必须要解决的。

随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共同构成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和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法律，但地方立法权限有限，在进行一些探索时，很难解决实际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建议地方在某些特定领域向中央争取更高的立法权限，同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需集中更多法律和大数据专家力量，综合法律和大数据专业领域的不同看法，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规则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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