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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增长率的争论是伪命题

中国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为6.9%，为2009年1季度来最低水平(6年来首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不出意外，中国GDP增速的数据又引来的国外媒体的质疑，当然，这次也并不都是质疑，很多观点甚至认为，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统计核算方法的差异，中国经济的增速是被低估了。法新社甚至在报道中直接称，对待中国官方的GDP增长数据看起来已经难以准确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华尔街日报》此前对13名经济学家的本季中国GDP增速进行了调查，结果是6.8%，该报文章称，数据又一次唤起了人们的疑问：包括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方法和其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而凤凰卫视[微博]《石评大财经》的评论员石齐平在之前的节目中就曾经提到，对于中国GDP的增长率的争论是伪命题。

石齐平认为，对于GDP增长率的统计中出现了三种估估估的问题：即高估、低估和忘估。因此对于GDP增长率的统计不是一个很正确的精准的概念和估计。

其中高估的来源包括过去三十多年在生产方面透支的各方面资源，也包括过度以及不当的投资所造成的泡沫和产能过剩。低估的来源包括所谓的地下经济以及新经济。地下经济是没有被合法的在政府统计里面表现出来的，“地下经济”也称影子经济，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但这部分产值并没有算入GDP中，而且这部分所占的比重也不小。此外新兴的互联网新经济也并没有严格地算入在GDP统计中。因此可以说是被低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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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双层结构

中国经济的“双层结构”，是指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两个层次。

“地下经济”也称影子经济，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在中国，地下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广泛性。涉及各行各业，遍及全国各地。二是复杂性。一类是灰色经济，如无证照经营、逃税漏税、隐匿收入等；另一类是黑色经济或犯罪经济，如走私贩毒、洗钱赌博、行贿受贿等。三是机动性。地下经济活动主体往往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具有很大的传染性，近年来更出现配合热钱进出的地下钱庄、虚假对外贸易等形式。四是隐蔽性。有的以合法经营为掩护，有的做假账回避监管，有的以虚假贸易为背景，一般是现金或以私人账户作交易，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地上经济”是与“地下经济”相对应的，在政府监管范围内，纳入政府统计视野，并向政府纳税的经济活动。地上经济的特点包括四点：一是规模性。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是地上经济运行的主体。二是政策性。受到国家调控政策、税制改革、统计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在上报的经济数据中容易受到基层政府左右。三是阶段性。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基层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往往“放水养鱼”，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基数较大，结构调整压力大，基层政府为了政绩往往在数据上“注水”。四是周期性。一方面，政府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频频进行宏观调控，而且成为逐级下达的硬任务、硬指标；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出于某些需要，使得GDP和财政收入数据呈现“爆发性”增长。如基层政府密集换届前的2011年全国GDP增长达9.20%，财政增长更达到24.80%，均远远高于前后年份增长率。

上述这两种经济活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如地上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套账本、避税逃税的行为。在地下经济活动中，也往往以注册登记、象征性纳税为掩护。两者相互渗透，使得经济数据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运行情况。

造成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明显的“双层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基层政府的“政绩”导向。近年来，尽管国家要求转变“唯GDP”的政绩观念，但基层政府行为仍是以“政绩”为导向。究其原因，既要有经济增长的成绩、有各种目标任务的“追责”，也有财政上的压力。其次，是利益驱动。大型企业配合基层政府要求，根据需要虚报相关数据，往往能获得政策扶持、银行融资等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各种手段避税逃税。第三，是统计方式。各级统计部门在汇总上报经济数据前，均经过当地政府的“统筹”。各地在“统筹”数据之前，往往是根据自身需要上报，而不是真正的调查核实。第四，是监管水平。目前在人力上、物力上，难以对地上经济数据进行全面普查核实，难以对地下经济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第五，是税赋制度。2014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5968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7096亿元共享经济的核算方法是，三项加在一起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4%，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大约为35%~40%之间。研究表明，“地下经济规模的增减跟宏观税负的高低有一定的正向关系”。因此，必须把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一体考虑，认真加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实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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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兴起后推动共享经济发展

共享经济在过去往往会被认为是地下经济，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为庞大的地下经济规模所苦恼，有专业人士在工作之余为客户当会计，当法律顾问，做家教甚至陪人聊天赚取回报，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游离于主流经济体之外的，是一种无法被准确统计的经济行为。但现在看来，不管是地下经济也好，共享经济也好，其实都没那么可怕。

到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快捷高效的生活模式中，发现了共享经济的诸多好处。事实上，共享经济是最能体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精神的经济形态。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政府热衷于通过投资拉动需求，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控制人民的支出幅度，但真正的需求和供给被忽略了，尤其是个性化需求和供给，这是宏观经济难以覆盖完全的一种需求和供给。

其实共享经济一直长期存在，只是遇到互联网之后，这种效应就被放大了，由此出现了共享经济一词。例如网络短租、拼车拼饭、在线教育、P2P、众筹等，这些经济行为在传统生活方式下很难实现，正是由于有了网络这个高效率低成本的工具，一切的需求和供给都有了一个实现的通道，也使得共享经济逐渐形成规模。

共享经济的要义就是，把社会闲置的资产和资源优化配置起来发挥作用，从而激发需求，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做到传统经济规则之下做不到的事情。而共享经济的高效率还体现在去中介化这一点上，传统经济体系下提供一种服务或资源，需要经过的中间环节太多，这导致很多经济潜力被压制起来。而服务的接收方也能从这种去中介化中得到好处，可以获得相对低廉的服务价格，快捷高效的服务质量等，这反过头来会进一步激发需求。

以如日中天的Uber为例，全球有几十万人为Uber开车，大多数是自有车辆。他们不必去办繁琐的营运手续，也不必购置昂贵的营运装备，低成本运营的背景下，用户得到更多是方便和低价的服务。因为传统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低下，因成本所限对营运的单价有更高要求，一些短途乘客有时候往往无法使用出租车服务。Uber的出现，恰好是对这些弊端的弥补。

再比如Airbnb这种短租模式，其真正开发出来的是闲置的住房资源，让这些不会动的资产活跃起来。用户只需要出很少的费用就能租来短期住房满足自己的需求，相比之下正规的租房业者提供的服务和价格可称得上是惨不忍睹。一个寓言说，地狱里的人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们吃饭所用的勺子太长，根本送不到嘴里，而天堂里的人之所以很幸福，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使用长勺子，而是他们将盛满食物的勺子伸到别人嘴里，同时自己也去吃别人伸过来的勺子里的食物，这就是共享的魅力。

共享经济如今的规模很小，但发展势头强劲，其速度之快已经引起传统行业巨头的警惕，不过这种经济形态仍无法被有效统计到整个经济体中，仍处于游离状态。政府很难搞清楚，现存的共享经济中到底容纳了多少非正式就业人口，只有个大概的预估数字。但共享经济作为一个创新的驱动力，对传统经济状态会有一定改变，则是公认的事实。当你发现出租司机由于危机感而提高了服务质量，中介公司再也不敢满嘴谎话地骗你上钩，各种服务业都明显提升了自己的服务质量时共享经济的核算方法是，那一定是共享经济发挥了作用，尽管其规模现在来看仍很小。

不过共享经济也有很多弊端，各国在对待这种经济形态时也总是表现得五味杂陈，对其的定义也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摇摆不定。Uber在法国被停运，之后宣布退出法国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抗议，行业的反弹和政治家的指责。从道理上说，让一辆未经注册登记，司机没有经过培训的车辆去营运拉客，理论上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因省略了一系列中间成本而导致营运成本低廉的事实，对于现存传统出租车司机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但敢于将Uber彻底禁止的政府还少之又少，因为Uber的存在还是有很多正面意义的，一棍子打死非常愚蠢。

这部分由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共享经济对整个经济体和GDP增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仍难以预估。由此而看，可能当前的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来源：博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