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国真好啊，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经济的新陈代谢很快。要是日本也能引入这些新事物就好了。现在日本高龄少子化的趋势愈发严峻，劳动力越来越不足。”

接受完本刊记者采访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先生，对于中国当下时髦的共享经济有感而发。

丸川先生作为一名中国经济学家，每年都会前往中国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丸川先生接受本刊采访，就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中国未来走向等话题发表看法。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整体向好，未来几年应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至于日本盛行的“中国崩溃论”，已不值得论证。

变味儿的“中国崩溃论”

回顾过往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2015年是形势最严峻的，随后开始不断地好转，进入2017年，中国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6.9%。之所以能够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我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源于充满活力的中国民间投资。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投资层出不穷，比如共享单车在很短的时间内共享经济的崩溃，迅速膨胀到1600万辆。这些资金并非来自国有银行，大多源自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相对于传统的房地产、高铁等通过国有银行的融资，民间投资的循环流动性更强。如今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民间资金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循环流通，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良多。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9%。10月4日，世界银行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6.5%上调至6.7%

第二个则涉及到中国正在推行的供给侧改革。纵观近几年，中国通过重组整合国企、淘汰僵尸企业等方式推进供给侧改革，大幅度消解了过剩产能。这点在钢铁行业尤为显著，钢铁产能虽然下降了，但钢铁价格也相应地上升，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与提高。中国若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再快些，再大胆些，促进各行业企业的新陈代谢，扶持新企业的成长，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那么，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日本唱衰中国经济，鼓吹中国经济崩溃的噪音不绝于耳。我个人对“中国崩溃论”持彻底批判的立场。“中国崩溃论”在日本恐怕已有20年的历史。2007年，“中国崩溃论”一度盛行，但当时普遍的担心是，要是中国经济崩溃，陷入不景气的话，日本的出口将随之减少，后果不堪设想。可近几年，日本的“中国崩溃论”已大幅变味儿了，仅是单纯地希望“中国快崩溃吧”。在我看来，“中国崩溃论”已不值得论证。

日本应加入“一带一路”与AIIB

除了中国国内经济以外，这几年，日本各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亚投行(AIIB）也格外关注。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对“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看法。

从大方向而言，中国增加对外投资，对国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等举措，在改变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方面，是非常有益的。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作“边际效益递减”。举例而言，高铁在中国国内覆盖面已非常广，投资收益已极为有限；若将投资转向没有高铁的国家，比如印尼，收益效果将非常可观。“一带一路”所包含的项目，有望对所在国家与地区产生极大的投资效果。比如今年6月在肯尼亚开通的蒙内铁路，这个时隔百年的项目投资产生的效果非常显著。在我看在，这正是“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所在。

6月1日，连接肯尼亚第一大港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全长480公里，独立后最大基建项目）通车

一部分学者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谋求霸权，建立“中华帝国”。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不可能单凭投资或者借款，就将该国置于附属国之下。正如日本的博多港不会因为中国的投资，而成为中国的港口一样，塔吉克斯坦也不会因为修了一条与中国相连的公路，就成了中国的附属国。所有的对外投资都是基于不干涉主权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日本如今依然在通过ODA（政府开发援助），支持别国建设港口和铁路，其中还参与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的投资。可这些与日本的霸权主义毫不相关。

根据央视10月2日的报道，亚投行和亚行开展第四次联合融资，向印度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输电网络项目

同样的担心也表现在亚投行上。但是，亚投行已成为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有益补充。中国没有采取单独行动，而是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在世界经济中，做出与本国经济规模相匹配的贡献。通过国际机构对他国融资的好处，在于避免过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消除借贷国的疑虑。关于这点，中国做得非常正确。

我从一开始便主张，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这一想法至今未变。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资金较为富足充裕的国家，理应为亚洲的发展多做贡献。日本不应局限于亚开行，还应通过各种渠道出资。如今已经有80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亚投行。美国和日本始终游离在亚投行之外，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期待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

即将到来的中共十九大将为今后中国的走向定调。过往几届党大会，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那次大会明确地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随后的经济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的问题之一，在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相互捆绑，经济效益低下。此次十九大，我期待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能有所突破，直白地说，就是往民营化方向再大胆一些。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时推行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比如国有铁路民营化。在从“国有化”改革至“民营化”的15年里，当时的制度跟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是同一回事儿。日本直接用“民营化”三字，明确了改革的方向。而“混合所有制”的表述，没有明确地指明改革是往“国有化”，还是“民营化”的方向走。若能明确改革方向，中国的改革政策将更加行之有效。

警惕民间投资过热

当谈到中国经济走向时，日本的主流是“谨慎悲观派”，我个人则是“谨慎乐观派”。今后两年中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当前的良好势头。若能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完全不必担心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预计再过10年（2027年）左右，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

当然，中国经济在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亟待防范与排除。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风险。

一方面涉及到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共享经济的崩溃，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能否收回投资、债权，为其他急需资金的经济领域进行新一轮的融资，将大大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之所以经历“失去的10年”，就是因为不良债权的处理牵扯了日本足足10年的精力。

BAT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活力，引起日本学者广泛关注。近年，BAT已陆续进军日本市场

另一方面涉及到民间投资过热的风险。这几年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产业大量兴起，来自民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投资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我一直主张，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增长要素中，包含了共享经济、BAT等民间的活力。但一定要警惕与防止投资过热造成的泡沫破灭。

如今的中国已十分现代化，贫困人口仅占到中国人口的5%，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不大。目前为止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非常了不起的倡议。我期待今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肩负起大国的责任。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产业经济学学者

丸川知雄

采访、编译、配图：木越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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