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共享繁荣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发自广州

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和理论总是来源于最平常的生活，但往往又包含着对整个世界和现实的悲悯与思考。在经济学领域尤是如此。

2015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安格斯·迪顿，迪顿的研究领域看起来如此贴近现实，他的学术与理论致力于消费、贫穷与福利，并最终成为集大成者。

2016年9月26日，71岁的安格斯·迪顿教授将莅临广东佛山罗浮宫家具博览中心，他受到广东《时代周报》的邀请，参加2016罗浮宫家居集团特约之“第七届诺奖得主中国行”。

此次论坛主题为《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备战未来，寻找中国企业发展新动能》。届时安格斯·迪顿及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以服务导向、以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近日，时代周报与迪顿结合其研究的领域，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深度的访谈，面对中国经济的变革与转型，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回答时代周报问题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要通晓消费与储蓄是很难的”

和往届得主不一样的是，安格斯·迪顿的很多研究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衡量人们的储蓄与消费、吃的食物以及住房条件。

在《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艺术》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研究，对消费行为模型的建立和实证作出了合理解释，对各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应用范围及其问题做了有深度意义的总结。

在《了解消费》中，迪顿的研究认为，要是社会财富增加，需要增加人们的消费，而在增加消费的行为中，要增加穷人的所得，消费增加才会有效，对高收入消费者而言，所得增加对消费行为影响不大。

迪顿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存那么多钱，而美国人花那么多钱。

而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迪顿把目光瞄向了死亡。试图用经济学来研究美国近年来盛行的自杀与毒品行为。

时代周报：去年10月12日，你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次获奖给你的生活和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吗？

安格斯·迪顿：这肯定让我变得很忙！也让我有更多机会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来到中国广州—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虽然现在要做和以前一样多的研究会很难，但我仍然与我的研究伙伴，也是我的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一起合作。我们正在分析美国人的死亡模式，还有近年盛行的自杀、酒精中毒和阿片类药物成瘾带来的死亡。

时代周报：今年7月18日，你刚被英国布里斯托授予荣誉院士头衔，你还会去英国做研究吗？能否透露一些相关信息。

安格斯·迪顿：我以前曾在布里斯托教书，那边的学校也想我回去。但我现在不打算去英国从事研究，除非那里有一些上述提及的与死亡相关的研究。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研究消费和储蓄的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中国人热爱储蓄的习惯？你觉得这种爱储蓄的原因是基于什么呢？

安格斯·迪顿：这将成为我中国行演讲的主题。要通晓消费与储蓄是很难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多理论，而且都是看起来非常合理的理论，但我们仍然难以理解中国那庞大且高速增长的储蓄，还有美国那体量小且不断下滑的储蓄。

有很多观点能回答部分问题，但难以彻底说明白。经济增长与国民的储蓄习惯有一些相关，又或许中国的高额投资与国民储蓄习惯密切相关。我到广州的时候会详细分析。

时代周报：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就认为美国消费过多和中国储蓄过多，是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主张中国经济增长应主要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对此你如何看待？

安格斯·迪顿：我不敢断定何谓“太多”或“太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据统计，美国的高消费与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很大关系。我明白到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发展，提高消费率明显是可行方法。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该由中国人民及中国政策制定者去决定，而不是由英美的学者去考虑。

中国也在酝酿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变化快速的消费品市场并没发展，人们更愿意花钱买高品质商品；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也已部署要提高消费品的标准与质量，并已促令工商界增加中国制造的有效供给，以满足中国人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时代周报：你在《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和《理解消费》（1990）里指出，个人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个人的消费，你觉得这个理论是否适合今天？

安格斯·迪顿：此理论在今天当然没错，但这主要是分析短期的，例如几个月或一两年，而且该理论并没说个人消费不会变化，只是说个人消费变化比薪酬变化微小。而事实上也如此，而且这套理论不是我发明的。

理解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作为一名经济学先驱，迪顿对中国经济前景持肯定与乐观态度。他试图去了解中国产业升级，了解李克强总理关于增加中国制造的有效供给。他不仅关注汽车、电子产品等日常消费品，也关注教育、旅游等产业。他也不排斥互联网并热爱网购。对于贸易壁垒带来的问题，迪顿他引用了英文谚语来回答：不打破鸡蛋就摊不成蛋饼（You can't make omelets without breaking eggs）

时代周报：2016年，中国经济正面临转折，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在继续探索中。对于中国经济前景，你的看法是？

安格斯·迪顿：中国展示了经济上的惊人进步，而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如此长期迅猛发展。强而有力的政策为中国创造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机会。当然，正如问题所提到的那样，当中国向着前沿经济体靠近的时候，总有一天经济发展将会减速，而且不会再从追赶性发展中获益。当然，这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时代周报：事实上，在中国，许多消费品市场已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对于去产能，你有何见解？

安格斯·迪顿：关于这个问题，我没什么有效建议，但需求模式的不断变化是很正常的。随着需求模式变化，在某些地方会出现产能过剩，在另一些地方会出现产能短缺。显然，中国企业家要不断调整去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当人们越富裕，他们再也不必买生产者的账，而生产者必须关注消费者究竟需要什么。

时代周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对此你是否有所关注，在你看来，中国制造业需要如何改革与升级？

安格斯·迪顿：我没研究过这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的结构必须随经济发展而转变，这其中有很多机会，例如向绿色消费与投资转变，能惠及中国与世界。

至于“中国制造”升级，应该用更高的商品质量去取代商品数量。不仅汽车、相机这类生活消费品领域需要升级，像教育、医疗保健这类行业也需要进步，而这类行业还有大量发展机会。比如旅游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外旅游的服务比国内有更高品质。

时代周报：随着经济增长，近年来大量中国游客选择出境游，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再创新高，已经达到了2150亿美元，你是如何看待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消费？

安格斯·迪顿：这似乎是好现象。随着人们越渐富裕，旅游是发展得最快的行业之一。去了解异国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也很重要，正如其他国家的人需要了解中国。

时代周报：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速，网购在中国十分常见，阿里巴巴也在美国上市了；另一方面，不少实体店和品牌也因为网购发达面临着关门，你是如何看待互联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的？

安格斯·迪顿：我觉得互联网很棒，我自己也在网购。像很多人一样，我讨厌出外购物，所以网上购物改变了我的生活。这种技术革新也能惠及中产阶层和富有的消费者，这正是网购流行的原因。

当然，改变会给传统带来痛楚，而且总有一些人会不适应，但这种进步最终会令我们共同繁荣。你总不能固步自封。

时代周报：我们都知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超过十年了，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始终得不到欧美国家的承认。不仅如此，中国生产的商品也饱受“反倾销调查”之苦，你觉得问题原因出在哪里？需要如何解决？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其他国家很明白中国是成功的出口国。这种成功也已经惠泽美国与全球多国消费者，但也给一些生产者造成伤害。在商业领域，生产者比消费者更专注，他们通常有很多政治能量，且会带动反倾销或制定条约来保护自身。我也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促进了中国的成功，有失必有得，不打破鸡蛋就摊不成蛋饼。（迪顿引用了英文谚语：You can't make omelets without breaking eggs.）

中国在减少贫困上卓有成效

作为一个研究贫困的经济学家，迪顿觉得“中国政府比世上的任何国家更了解扶贫问题”，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共享繁荣非常重要。

对于中印GDP之争，他无法给出评判，他认为中印两国谱写了奇迹，两国高速增长是解决世界贫困的动力源。

很多人关心迪顿对幸福的研究。他曾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过研究。通过探讨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迪顿也与合作者共同绘制了一份美国幸福地图：在华盛顿每年挣9万美元才能感到幸福，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可能只要6.5万美元就很满足了。

时代周报：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一些地区，贫困的问题依然严峻。对于中国消除贫困，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中国政府比世上的任何国家更了解扶贫问题，中国政府也已经卓有成效地减少贫困，所以我厌倦再去质疑政策制定者。然而，我要说共享繁荣非常重要，无论从道德抑或政治角度来看都极为重要。

时代周报：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在欧洲，德国政府已计划在不晚于2029年时把退休年龄由65岁推迟至67岁，中国也在讨论延迟退休年龄，对此你如何看待？

安格斯·迪顿：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个重要议题，它带来很多挑战，譬如在医疗及养老津贴方面的挑战，但它也带来机会。通常人们认为老龄人口储蓄更少都有什么共享经济学，但我不确定在中国是这样。

人们越来越长寿，包括中国人，因此有需要去提高事物的标准，包括退休年龄，但这必须配有良好的医疗服务，又或许我这观点会引来异议。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工作到70岁或更老没问题，但有些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不能工作这么久。体力劳动者比专业人士衰老得快，因此退休年龄问题要慎之又慎。

时代周报：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印度，在一些统计当中，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越了中国，在你看来，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

安格斯·迪顿：我不了解你在引用哪组数据。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得比印度快，也更富裕。印度比中国更民主，但印度的政策很难改变。两国的发展模式有优势也有劣势。印度缓慢而稳定发展，而中国全速前进，速度能盖过风险。在这短暂的采访中，我不能给出公正的评判。

时代周报：你是一个研究“幸福感”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尽管中产阶级在逐年增加，国民收入也在增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被形容为“焦虑而不安的”，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吗？就你的研究都有什么共享经济学，你觉得该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安格斯·迪顿：我不认为中国的幸福数值很乐观，特别是在我目睹的近些年。幸福感及其计算方式是个复杂话题，而且在这短暂的采访里，我给不了有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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