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首次让社会更为广泛的认知，是2016年的共享单车大战。之后有了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乃至共享雨伞，一时之间，似乎“一切”皆可共享。但随之而来的是烧完钱之后的倒闭和退潮。人们对于共享经济的讨论和反思也在随之进行。以共享单车为例，这也是目前市场上仅存的共享经济的扛把子，虽然健康环保的理念、解决出行痛点的精准、1元骑车的低成本，各个方面的商业逻辑都堪称完美，但依然存在大批旧车坏车造成的环境资源的浪费、大批企业涌入造成的产能过剩等等社会问题。大家不仅要思考，共享经济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是资本的助推把经念歪了？是国民素质尚未达到全民共享的要求？是基础设施跟不上理念的发展速度？是文化背景和理念不同造成的认知问题？是有些做法属于灰色地带，与政策、法律法规有相悖的地方？还是有些共享压根就是不成立的……，这里有十万个为什么，但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事情成功的绊脚石和绕不过去的大坑。当然，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相信共享经济这一基于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为基本点的概念和做法，一定会为社会带来价值。

共享经济也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共享经济，也就是我们上段说到的，是基于社会资源，比如工具、空间等方面的，在一个平台下的共享，是更开放的一种共享，共享的参与者是不固定或者相对无限的；狭义的共享经济，是基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的一些共享，共享的用户数量是相对固定的。

这次疫情中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具体做法，我觉得短期内，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共享经济做法，但是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案例，也许会发展成未来广义共享经济的方向。

产能共享

产能共享包含了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的共享。此次应对疫情中，劳动力共享做法的案例是云海肴、青年餐厅的员工到盒马鲜生上班。但是，我想延伸一下来说这个共享，共享是相互的，其实这个案例是个单向的输送，未来复工以后，员工是否返回到餐饮企业，是个未知数。但是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去尝试和探讨以共享为机制的灵活用工问题，不同行业的淡旺季可能不同，忙闲的时段也会有错峰，是不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在不同的行业间共享起来？这样，员工富裕的劳动力得到了释放，收入得到了提升，对于企业来说，负担也会相对轻一些。当然，这样的操作也要参考劳动相关法律、员工工作饱和度、员工工作强度、员工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去评估可行性。而且这种灵活用工的共享，未来应该会是基于员工本人意愿的一种由C端发起的共享，而不是由B端主动去安排的一个共享。但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从小范围尝试突破到大面积应用的一个过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如何有效率的用工，也是企业、行业、政府和社会要共同考虑的问题。餐饮企业员工去零售企业上班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大面积推广的价值，但是它会引发出基于灵活用工、生产力共享方面的思考。

产能共享的另外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能力的共享。疫情期间企业跨行业合作，共享资源和能力的案例中，我们认为在在生产能力端的共享，是有实质推广价值和可持续性的。餐饮企业闭店停工，加工中心、中央厨房停产，劳动力闲置；零售企业线上订单量激增，员工匮乏，生鲜商品的初加工无法跟上需求，同时，食品半成品、成品的需求量增大。在这两个典型的供求关系矛盾中，双方一拍即合，顺畅的合作了起来，不存在谁救谁，谁帮谁的问题，而是合作共赢。我们看到，盒马、京东、每日优鲜等零售企业纷纷和连锁餐饮巨头合作，共同服务消费者，共同抗击疫情。通过疫情期间的合作，双方对彼此的需求和能力的了解会更加深入，为疫情过后的共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家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去产能，从这次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通过产能的共享，也给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供应链共享

产能共享再往上延伸就是供应链的共享。这次餐饮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合作中，也有部分企业开展了供应链的共享。餐饮企业将自己的生鲜采购的供应链能力向零售企业共享，共同开展生鲜商品的采购、运输和零售业务。同时，零售商和零售商，餐饮企业和餐饮企业，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供应链的共享。

这样的共享，在疫情之前也有过很多尝试，比如，餐饮行业就有很多供应链共享的平台企业，之前简单的说法是联合采购。但这种联合，目前看也没有走出成功的道路。希望通过这次疫情的尝试，跨行业之间，能够在供应链的共享上，找到共同点形成优势，找到差异点形成互补，将这种共享逐步深化。

流量共享

流量的共享是指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的共享和互补。闭店后如何保障现金流，如何服务消费者？发力外卖成为了当下餐饮企业的一个主要做法。同时，受限于平台运力的短期不均衡和佣金等原因，品牌餐饮企业在疫情之下开始尝试夯实和提升私域流量的运营能力和水平。从不少案例中看到，来自于企业自身外卖小程序上的外卖订单量正在快速增长，有些品牌的小程序订单量直逼外卖平台的订单量，而且大有赶超的趋势。这也是疫情倒逼企业能力提升，加速了私域流量与公域流量的平衡，促进了流量共享时代提前到来。

疫情下的“共享员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打乱了全国各地企业春节后复工的节奏。随着疫情加剧，对各行业、企业乃至员工个人带来的损失也在加大。

春节前后本来是实体餐饮行业的旺季，不过受疫情影响，很多人取消了早已在餐厅预订的年夜饭，在节后也几乎不再外出就餐，囤积的储备食材、用工成本、房租成本等都成了餐饮企业的巨大压力。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著名餐饮企业西贝莜面村董事长贾国龙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该企业有2万多名员工处于待业状态，一个月工资的支出在1.5亿元左右，倘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账上资金撑不过3个月。

不过，相比实体餐饮企业的惨淡，以盒马鲜生等企业为代表的生鲜电商行业则在疫情中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甚至因为订单量激增，出现了配送员不足的“用工荒”。

此消彼长下，1月31日，盒马鲜生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能否联合餐饮企业，吸纳餐饮企业待业员工，来实现“双赢”？

之后，盒马鲜生北京总经理李卫平很快联系到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和烹饪协会，找到云海肴、青年餐厅等北京企业，两家响应也非常快，当场达成一致。第二天开始有一些员工陆续到盒马“上班”了。

“这个过程当中，青年餐厅等用人单位不收取任何费用，人员都经过健康的排查、检疫，包括做好防疫、业务技能的培训后，才可上岗。”盒马鲜生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这一模式也很快得到了餐饮企业的欢迎，2月3日，云海肴、青年餐厅与盒马鲜生宣布合作后，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抛来“橄榄枝”。

据了解，截至2月14日，已经有来自超40家餐饮企业的2700余名“共享员工”加入“盒马”临时用工队伍，其中不乏西贝莜面村、避风塘、57度湘、茶颜悦色、蜀大侠、望湘园、大众出行、财新租赁、1919、温莎KTV等知名企业。

多企业跟进， 引发法律风险担忧

“共享员工”模式推出后，很快引发了关注，并且有多家企业、互联网平台也相继推出了“员工共享”计划。2月4日以来，生鲜传奇、沃尔玛、金虎便利等多家公司也发布消息，吸纳社会暂时歇业人员来“上班”。

2月5日，京东7FRESH发布了“人才共享”计划，随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也推出“蓝海”就业共享平台。

另外，近日来，各地陆续有企业开始复工，同样出现了人手不足问题。因此，“共享员工”模式也随之被借鉴。在山东、上海等多地复工企业共享餐饮供应链未来，也宣布开启“员工共享”。

但“员工共享”大热之后，不少法律界人士则对这一模式背后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劳动关系认定以及员工的社保、工伤保险缴纳等。

“目前，‘员工共享’模式可以认定为借调关系，在合法性上基本没争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杰向记者表示。

她介绍说，目前，对于“共享员工”，部分地区还出台政策文件给予肯定和鼓励。例如，哈尔滨市出台了居民生活必需品销售配送工作10条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出，要积极借鉴“共享员工”配送服务模式，弥补配送员工不足问题。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景彤也表示，在“员工共享”模式中，员工还是原用人单位的员工，只是处于暂时待岗期间，原用人单位仍需支付员工待岗工资及社保。而用人单位为缓解待岗期间用工成本，经与盒马鲜生等企业达成商业合作，让愿意临时用工的员工去工作，由盒马鲜生等支付待岗期间的劳务报酬，并没有造成劳动关系认定的混淆。

“不过，一个需要尤为注意的问题是，员工仍与原来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员工在工作中受伤，仍需向原用人单位申报工伤。这就需要企业双方达成合作时，应当约定好员工发生工伤的申报义务及赔偿责任分配。”景彤表示。

她给出的建议是共享餐饮供应链未来，要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用工企业、员工、原用人单位三方应当通过协议方式，提前约定好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用工企业应当与原用人单位签订完备的临时用工协议，尤其约定好临时用工期限、合作费用及工伤赔偿问题；用人单位与员工应当签订临时指派用工协议，尤其约定好劳动关系主体、临时用工期限、待岗期间劳动报酬的支付主体、工伤赔偿问题；用工企业与员工签订临时用工协议。”景彤说。

崔杰则表示，由于不具有经营劳动派遣业务资质，用人单位一定不能向用工企业收费，否则可能会被认定属于违法劳务派遣或用工企业与员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她还建议，为了避免认定员工与用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用工企业可以直接与员工的原用人单位结算劳务报酬，并由原用人单位发放工资。

“另外，为了防范员工工伤赔偿风险，用人单位还应当继续缴纳社会保险，或者用工企业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也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崔杰说。

“共享员工” 也属于“共享经济”？

疫情期间“共享员工”，事实上是一种灵活的用工方式。不过，与以往的灵活用工方式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有突破。

崔杰介绍说，在我国，灵活用工方式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外包用工、劳务用工、借调用工等。而“共享员工”模式，则属于企业间合作借用员工，是一种创新的灵活用工方式。

不过，景彤则认为，待疫情结束后，这种特殊时期的临时用工模式也会结束，并不会长久持续。“因为盒马所处商超行业所需员工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简单培训即可上岗，这才能在特殊时期实现跨行业、跨工种的临时用工模式。”景彤表示。

另外，因为“共享”二字，也有观点认为，“共享员工”也是“共享经济”的新模式，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共享。

“共享经济的特点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参与者共同受益，‘共享员工’实际上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用人单位、用工企业、员工共同受益，因此可以说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崔杰表示。

对此，景彤的观点是：“我国劳动法律不认同双重劳动关系，即在同一工作时间段内，劳动者只能与一家用人单位达成劳动关系，由这家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并缴纳社会保险。”

所以她认为，两家以上用人单位不能实现同时共享某员工提供的劳动服务，疫情期间的“共享员工”模式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共享经济。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冬梅也认为，当下疫情期间的“共享员工”不会成为正常状态下的一种固定模式。“企业和员工正常时期都不可能接受如此高的人员流动性和关系不确定性。当前员工的状态也并非是被‘共享’，只是暂时去其他企业工作。”刘冬梅说。

而崔杰则表示，实质上，各企业“共享”的是劳动力。而共享劳动力的方式不一定要建立标准劳动关系，可以通过非全日制或借调实现。“共享员工”未来应该还有一定发展空间，并且可能会创新出更多类型。

“不过，无论企业之间自发的‘共享员工’，还是通过第三方实现的，主要存在量级的差异，有第三方的推动才会形成共享经济，否则还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崔杰说。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也有平台在实践“人力资源”的共享。2018年1月，美团外卖、UU跑腿、闪送、邻趣、快服务曾经联合成立“共享配送联盟”，骑手可以在闲暇时间，承担一个或者多个平台的配送任务。

景彤表示，相比于疫情期间的“员工共享”，“共享配送联盟”是在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形成联盟，并不同于当下的跨行业临时合作。

“我认为‘共享配送联盟’可以持续发展，但是建议通过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为配送企业与共享员工之间的对接桥梁。”景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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