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盈余的产生背景和条件

早就有研究显示，在电视、手机媒介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人们的物质欲和焦虑感就会上升，社交的情感连接变低，我们变得不如从前那么快乐。

真正可怕的是，这还是一个恶性循环。当空虚感侵袭，我们下意识地选择到虚拟空间中逃避，或是追求一时的满足于放松，却投入进去大量的时间而不自知。

此时，《认知盈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媒介使用的路径——我们的自由时间能够投入到社交资产的积累和项目的共创中。人类社会有一种参与性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我们喜欢消费，喜欢创造，也喜欢分享。这种内在动机，能够让行为本身成为一种回报。而给予金钱物质的奖励反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降低人们持续参与的兴趣，这也被称为驱逐效应。

当然，这个效应的准确度是多少，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变量，仍需要批判的讨论看待。毕竟近年来的知识付费概念风风火火，各类付费产品层出不穷。金钱激励，对于抱持不同动机的人来说，难以一概而论。

知乎坐镇榜单榜首

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利用共享经济，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深切考虑并支持他人的追求，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本能。ultimatum game的实验告诉我们，人们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身份而做出行动。这种内在动机，成为认知盈余的第二个基石。其三是工具赋予事件发生的可能。

如果没有知乎平台的构建，我们很可能就会缺少一个，把问题标的出来，进而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聚焦回答推而广之的论坛。用户分享自己的认知盈余则会变得较为地分散和困难，而不能盘活更多的知识让更多的人来共享。

以上，自由时间、内在动机、工具赋权三点是认知盈余的产生条件。

共享管理

这个小标题可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享单车的管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当然个人利用共享经济，ofo小黄车的成败也能从中分析借鉴一二。

书中总结出了共享社区想要形成、并持续发展所需要具备一些管理条件。

参与者之间相互可见的行为对于目标的可靠承诺成员对不轨行为进行惩罚的能力

书里主要举了维基百科的例子。而小黄车对以上每一点的达成都是勉勉强强、马马虎虎，当然我们不可生搬硬套，把小黄车失败的原因单纯归结于此。而共享经济是经过资本化的概念，书中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化的共享管理，这则更具有乌托邦式的气息。

作者用社区垃圾清理的例子，指出了“社会感染”所产生的“协作的螺旋”带给社区焕然一新的面貌的力量。例子中，一个非洲青年看到自己的社区卫生环境因为疏于管理而每况愈下，每个周末自愿带上几个大垃圾袋到街道上清理垃圾。他的行为感染了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自愿活动中，共同维护自己生活的环境。

作者把这种情况称为正向偏差（positive deviance），即破窗效应的反面，人们在有可能做出消极行为的同等条件下，做出了有益的积极行为。例子中的居民原也可以坐视不理，将社区问题归咎于公共管理部门，放任环境恶化，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正向结果当然是我们所乐见的，也是任何共享管理、社区管理、社会动员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而具体到知识社区要素，书中则总结出了：社区规模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明晰性、接收者的文化规范，这四个重要因素。作者还从组织行为学角度重申，一个追求共同目标的群体，必须保证自己的高效率，以及成员具有满足感。

书中把共享分为了四个层次

个人分享：一些个人分享行为。如我们平时在微博微信上发出的生活朋友圈、图片、段子等。公用分享：为某个目标而聚集的协作团体行为。如豆瓣投稿银行小组，抗抑郁小组、粉丝后援会。公共分享：协作团体进行公共资源的创造。如维基百科。公民分享：群体进行积极改变社会的行动，这是理想的共享活动的最高一级。书中举的是印度的粉色内衣活动，在印度，一群在酒吧正常喝酒聊天的女性，被原教旨主义者用枪指着赶出了酒吧，受到不公待遇的她们感到忿忿不平，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她们没有以暴制暴，而是在网上发起了“粉色内衣”活动，号召女性将自己粉色的内衣，寄到发起“酒吧驱逐活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办公室。连续几日，酒吧驱逐活动发起者的办公室都被粉色内衣所淹没了。当然原教旨主义者们声称不会善罢甘休，要回寄每人一条沙丽（印度女性传统服装）给她们。

这个例子给我的感受是很震撼的，我觉得这种行为充满智慧与力量，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权利主张，和对封建不平等压迫的有力反抗，群众的力量让这种文明的活动成为可能。

我在想，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是否也能用这样一种温和而又瞩目的方式加以解决？在一些法律边界难以划定，法律武器暂不能约束的领域，我们能否采用这种方式来给出制裁？比如说我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销组织，比如说年初引起群情激愤的权健、无限极？

当然这有不少异想天开的因素在其中，而这个工具的使用程度也应该得当而具有自律甚至是他律的约束。否则，就像人肉搜索一样，会给所谓的正义性蒙上阴影，成为一些人发泄情绪的手段。毕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性本善仅在有一定治理机制下才成立。

关于UGC平台的批判

这个话题同样很新颖很有意思。

传播领域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劳工”或“数字化佃农”（digital sharecropping）的概念，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批判指出互联网上的用户、业余爱好者，无偿奉献出自己本可以用于放松活动的自由时间，进行信息和作品的生产，但从中获取收益的却是坐收渔翁之利的媒介平台方。因为平台上的知识积累能够为平台带来流量和关注，而广告的收入最终却落入了平台的口袋，从这个角度上看，知识分享者不知不觉成为了被平台方压榨的劳工。这个悖论在互联网信息社会中或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