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互联网时代，就业正在悄无声息间发生巨变。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快递小哥已突破300万人，外卖骑手突破700万人，网约车司机更是数以千万计；人工智能培训师、数字化管理师、互联网营销师，随着产业更迭，众多新兴职业层出不穷，数字经济将开启2亿人口就业空间……

显然，新就业形态已然成为经济业态发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早在2015年，中央便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此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新就业形态不断萌生。尤其在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的浙江，一方面，数字经济让更多的人从传统劳动岗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灵活多元的新就业形态迎合了经济变革带来的工作模式质变，成为了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新就业形态的带动效应究竟如何？随着组织和市场边界的进一步融合，是否会带来一场经济社会效率变革？我们又应该为迎接这场变革做哪些改变？记者展开了调查。

引擎的力量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就业变革。”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告诉记者，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人们曾担心这会致使大批手工业者失业，但很快他们便发现，由此带来的跨越式经济发展带来了庞大的新就业需求。

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数字经济日益繁荣，人们同样有过类似的担忧：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大量取代劳动者就业吗？

在全国著名的印染企业集聚地柯桥，曾经家家必备的“打浆称料工”正逐渐成为过去式，随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个凭经验的岗位正被标准化的机器作业所替代。“虽然传统的工种在减少，但是此消彼长，我们正在招聘既懂得互联网技术又懂得印染行业流程管理和成本控制的员工。”一位印染企业家告诉记者。

柯桥印染产业的小小工种之变，背后是技术变革的破竹之势。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类新技术正在推动产业升级、商业模式重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商业模式广泛出现，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之变。“互联网时代让更为精密的指挥协调成为可能，使得就业分工更为细化。”姚先国说，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之下，以平台组织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大量出现，劳动者与智能型生产开启重新适配，使得新就业形态正逐渐成为就业新引擎。

这一就业新引擎的带动效应究竟如何？在数字经济之城杭州，近年来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浙江省内除浙江大学外，人数相对多的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省外来杭人数相对较多的则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所“电”字头高校的火热，从侧面印证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吸纳力。

“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在就业人数规模、服务类型多样化、渗透率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介绍，数字经济的到来刺激了全新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人们选择外卖、网购、网约车的频率，滴滴打车、美团、菜鸟等各类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之下层出不穷。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尤其在疫情发生以后，新就业形态更是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引擎。美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1月20日至5月24日期间，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超过 100万人，这些骑手中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27.2%来自制造业企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外卖成为吸纳其他行业溢出劳动力、稳定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新就业形态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呈现出分布式效应，有助于减缓经济与就业的波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分析的，疫情期间，线下消费受影响的同时，线上消费、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的需求却成倍增长，新就业形态正在成为就业“蓄水池”。

边界的消融

选择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相对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地点……一直以来共享经济正在兴起，一对一式的单位就业是人们对就业的主流认知。而如今，组织和市场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

从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到数字经济兴起，劳动力市场在不断调整、变化。供给端有越来越多劳动者愿意选择灵活就业，需求端也有更多企业采用灵活用工以增加企业资源配置的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疫情期间兴起的“共享员工”模式，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例证。

劳动力富余企业的50余名员工暂时调剂到另一家企业一线工作3个月；企业因扩大产能急需30名普通操作工，岗位要求相对较低，在工业园里就“借”到了新员工……此次疫情之后，浙江各地纷纷在线上推出劳动力余缺平台，使得用工更为市场化。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正在逐渐打破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资源围绕真正能发挥作用的人而配置，而并非出于在哪个单位就业。”以司机这一职业为例，张成刚介绍，过去出租车司机是一份有职业门槛和单位归属的职业，一座几千万人的城市可能只有几万辆出租车，随着网约车的出现，出租车司机的组织内职业属性逐渐消解，谁的服务好谁就能在就业市场上赢得发展机遇。同样，医生、教师也可以不再受所在单位影响力的限制，而是可以在各类平台上“以我为主”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新就业形态的不断生发，也使就业者和创业者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远距离获得工作机会，加速组织和市场、就业和创业边界的消融。

“闲鱼”平台的资深玩家朱丽莉每一天都过得很忙碌，采购、拍摄、展示、咨询、发货……“过去我们是做珠宝实体店的，经常会去欧洲淘一些西洋古董回来卖。”朱丽莉告诉记者，闲鱼这样对口平台的出现，让他们的辐射区域迅速从依赖于实体店的某一地区扩展到全世界，和世界各地的买家开启了零距离沟通，许多从欧洲淘来的台灯、桌椅、花架、水晶杯等西洋古董才放上网共享经济正在兴起，咨询的客户便络绎不绝，每月营业额能达到近10万。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创业模式还在不断复制。前不久，朱丽莉刚刚招聘了一位从意大利学习摄影归来的硕士毕业生，一边帮助店铺拍摄产品，一边积累经验在“闲鱼”上学习经营自己的园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更自由地从事自己喜欢的领域，尤其在各类平台的出现后，让更为多元、灵活的创业成为可能，同时他们的创业也会带动更多人的就业。”朱丽莉说。

从工业经济下的“千人一面”到互联网经济下的“千人千面”，正如杨伟国所分析的，新就业形态有助于培养从业者自我负责精神与工匠精神。劳动者从雇佣关系下主要为雇主工作，转变为在新就业形态中直接为客户工作，而直接接受客户的服务评价，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体会客户的需求以及不断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塑造专业精神，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环境的塑造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到2025年我国灵活用工收入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尽管从市场增长率来看，中国灵活用工涨势迅猛，但是从渗透率来看，日本的灵活用工在人力资源行业中占比已到42%，美国紧随其后占比32%，而中国的“灵活用工”构成仅占到人力资源行业的9%，除去劳务派遣灵活用工渗透率仅为1%。

数据之差的背后是无穷的潜力。以灵活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使得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富有弹性，在这一未来趋势之下，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协作打造环境成为题中之义。

稳定的职业，一直是人们能否扎根大城市的门槛条件。随着数字经济激发的快递、网约车等需求的勃发，越来越多青年人把新就业形态作为进入大城市的入门级职业。

不久前，杭州一位快递小哥被评为杭州高层次人才，获得百万元购房补贴；余杭、义乌等地特别针对直播电商人才的认定和保障进行了突破，具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最高可按B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从这些政策的响应速度和力度上可以看出，各地政府正在为新就业形态营造更为友好的环境。

为各类平台营造好的环境也是在直接保护劳动者。以劳动力余缺平台为例，调剂期间劳动关系如何？工资谁发？发生工伤事故谁承担？面对新事物可能带来的新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探索制订劳动力余缺调剂合作办法，有的则尝试引入职业介绍补贴激励机制。

新事物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被包容，从而在不断试错中日臻完善。张成刚举例道，某平台企业曾开发了一个“医护到家”的功能，老人行动不便，“医护到家”功能可以让拥有职业准入资格的护士在平台上接单，到家进行日常医疗护理。然而不久后相关部门发文，要求接单护士需拥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由于这样的护士群体人数并不多，一下子限制了这一创新。

“不少平台企业呼吁建立黄灯机制，如果只有放手不管的绿灯机制和‘一刀切’的红灯机制，将为企业发展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对劳动者而言也是很大的冲击。”张成刚说，在这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加快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提升管理能力，优化管理方式。

去年底，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曾发布关于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意见，其中便鼓励依法建立灵活多样的劳动关系，使用多样化的用工方式，引导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探索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机制等保障机制。“对于新就业形态我们一直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当前确实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瓶颈有待突破，但就业形态和政策应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相信随着新就业形态进一步发展，相关政策和社会环境也将更加友好。”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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