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网约车、知识分享、共享单车等为代表的新兴共享经济（也称分享经济）快速发展。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49205亿元，同比增长47.2%。客观而言，除了提升闲置资源利用效率外，共享经济使传统熟人关系扩大到陌生人群体，社会成员的交互距离和互信水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共享经济模式及激励方式。

社会距离缩短促进多向跨界连接

共享经济的发展绝非政府和互联网平台主观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距离动态变化的产物。社会距离是指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因亲近或疏远程度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空间距离。只有当社会距离超过临界值时，社会才会“触发”形成特定的共享经济模式，并由此反过来促进分享主体之间由传统熟人信任不断过渡到商业化信任，社会成员间的交互程度和信任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内容者（分享者）依托互联网平台（连接者）与用户等形成了“连接一切”的分享社群，凭借社群内部的即时快速连接和网络界面快速转换，分享主体之间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频繁地实现交易连接，进而缩短彼此间的社会距离，最终有利于促进共享经济的广泛覆盖与发展。例如，国内的很多短租平台都嵌入支付宝、财务通等支付服务，内容者、用户通过连接者与其他交易服务的提供者实现连接，构建价值创造网络，从而实现分享主体之间的多向跨界连接。

与此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将原先的熟人圈拓展为“陌生人社会”，社会距离不断缩短。例如，对网约车而言，原先私家车主的用车行为主要是私人化的，私家车主要在车主所熟识的人际网络中使用。然而，随着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共享经济驱动，私家车主可高效而便捷地将闲置的私家车服务提供给陌生人群体，内容者的交互范围由此扩大。因此，在共享经济社群中，交易主体的信任行为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共享经济驱动，频繁的接触和互动有利于提高互信水平，内容者、用户间的社会距离由此降低，这反过来有利于共享经济的发展。

社会距离影响共享经济发展前景

借鉴和拓展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及前述社会距离与共享经济的互增强机制，可将新兴共享经济划分为以下四种发展模式：人格型、系统型、协调型和专家型。

对于人格型共享经济模式，最为典型的案例为占比超过80%的C2C分享模式。在此类分享中，闲置资源的分享者与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匹配实现人格化直接型交互，社会距离因而较短。同时，由于数量众多的分布式内容者是闲置资源的专业化提供者，所以互联网平台无需组织生产，专业化经济程度较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分享是面向数量众多且容易交互的内容者和用户，因而人格型共享经济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滴滴出行、Airbnb、知乎、人人快递等C2C分享模式都具有此类特点。

对系统型共享经济而言，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共享单车等B2C分享模式。显然，“共享单车”等并不来自“闲置资源”，其所有权归属平台企业。平台将自有资产的使用权让渡给用户，因而是单一所有权主体向众多用户分享资产使用权的“一对多”分时租赁，互联网平台发挥了自有资产租赁和信息匹配功能。在此意义上，分享对象的真正生产厂家并没有与用户建立直接交互通道，用户并非与分享对象的生产者建立交互信任，而是对整个分享系统产生非人格化信任，内容者与用户的社会距离较长。同时，因为平台企业既要提供匹配服务，又要投入资源组织生产，因此专业化程度较低。基于此，系统型分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降低社会距离和提升专业化程度。此外，由于上游环节存在单一生产者，而下游用户数量众多，因而系统型共享经济的外部性处于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