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主义是当代政治经济现实的要求

如果我们放眼当今政治经济的运转方式的话，就会发现共产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并不仅仅在于生态和人性的灾难，或者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更在于现代社会生产的知识化、信息化、创意性转型。奈格里等思想家认为，与共产主义精神相通的互联、互通、互助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生产和运作方式。因此，共产主义的复兴并非仅仅是超验人心的再度发现，也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共产主义是当代社会历史内在力量的自我表达和趋势。

从消费的视角来看，未来的产品将日益非物质化，而非物质化或者说知识化、信息化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共享性，甚至通过消费不断增殖的根本特征，使得产品的分配和分享不再是零和性游戏，自由与财富之间的传统对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比如多人共享一个好的想法，并不会减损它的有用性，甚至常常会对其有所提升。从生产的视角来看，当代社会的生产日益需要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当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哈特援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指出:共产主义不需要在现存秩序之外去寻找爆破点，因为共有性已经进入当代社会的机体之中，共享经济是未来社会的主流模式。

共有（the common）和共享是新时代政治经济的主题，知识性劳动只有在共有条件下才能实现生产率的最大化，私有化程度越高，生产率就越低。如果说化公为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化私为公是共产主义之基础的话，早期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倾向在今天反而会大幅降低共享经济的效率。正在兴起的共享经济并非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以分享为核心原则的现代经济样式，是对传统私有财产和公共（public）财产二元对立的超越。

四、共产主义可以很传统、很日常

共产主义的复兴除了在人性、政治经济、共同的家园等宏观层面的得到印证外，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也被众多学者所关注，葛莱柏（David Graeber）甚至提出了“日常生活的共产主义”（everyday communism）这一概念，认为日常生活要求人们时时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所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个原则并不抽象和遥不可及，其可谓是各文化传统的核心原则。不管那种文化传统，在处理家庭和亲密朋友关系时，都强调互助互惠，没有母亲会希望儿子支付养育费用，哥哥也不会按时计费地把自己的玩具出租给弟弟使用，假如朋友病了，我们也总是义务地送其去医院而不收取费用和回报。这种共患难的精神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怀也是共产主义情怀。在各文化传统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自愿地、甚至开心地为遭受苦难、急需支援的他人提供帮助。重视家庭和集体价值的东方文化更是如此，东方文化的责任心与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也与这个文化传统众多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先贤和英雄相关。

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儒学信仰中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共产主义精神，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的适当扬弃，使一切人之为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彻底解放。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仁”与“心”的强调相通互应的。如果当代社会的人没有了共产主义原则的指导，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冲动，失去自己的灵魂，陷人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人批判的犬儒主义之中，将一切还原为事务性的管理和实用性的策略，那么社会生活就冰冷而无意义。

在市场发达的地区，非常有必要在家庭和社区、甚至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把“各取所需共享经济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互惠精神做到极致，从而真正开始一种公共的善。甚至在日常的市场交易中，也应秉持尽可能考虑他人之所需的理念，过于自私的想法只会像青岛天价大虾事件的店主一样，害人终害已。熟读马恩经典的人都知道共享经济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感叹，彻底的私有财产化给人们的交往强加了一个抽象的框架，并且错误地一味追求抽象的货币，而不顾家庭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体精神，令人们彼此疏远和冷漠，甚至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都退化为金钱得失的计较，人们也被分割为互相争斗的利益斗争者。最终的结果不是对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否定。

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精神与人格、尊严、责任、担当等人类最宝贵的品质密切相关，是克服自私而抽象的原子个体主义，创造社会的人及社会之间共享欢悦和谐的法宝。在葛莱柏等思想家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帮助虽然不是通过暴力的强迫来实现，而主要来源于人们的自发选择。但作为“社会大脑”、致力于全社会和谐幸福的共产党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任何将私有财产神圣化、原教旨化和自然化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只有扬弃和克服将一切（比如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和交易化之恶，才能重建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