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0日（周五）13：30，由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期跨学科沙龙多学科下“平台经济治理与竞争创新激励”暨“新技术、新经济、新制度”协同发展对谈会在法学院331会议室与“腾讯会议”，以线上与线下同步的方式举办。网络信息技术、经济学、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领域的实务专家，围绕但不限于“新技术对平台开放共享的影响与治理”“新经济下平台竞争与开放的多维思考”“新制度下平台开放共享的必要与可行”等主题展开思辨与对谈，线上线下研讨热烈。

线下会议会场

线上“腾讯会议”会场

会议综述

第一单元新技术对平台开放共享的影响与治理

第一单元由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刘哲理主持。

在主讲环节，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复杂网络系统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姚羽，以“数据治理与开放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从公共数据到社会数据”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姚羽教授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和升级，而是促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抓手，是破解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关键，并从“智慧城市中政务数据治理的实践”和“数据开放创新的思考”两个方面详论了自己对于数据，包括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思考。

智慧城市建设的底层基础和核心支撑是数据，尤其是公共数据的共享交换与融合。然而实践中，公共数据治理却存在整合难题，即各领域、各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程度较低，导致信息孤岛广泛存在，阻碍了公共数据治理的推进。目前，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统分结合的思路推进公共数据整合，即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各系统业务数据中抽取出基础数据汇入核心数据库，供给数据共享与交互。姚羽教授认为，未来可以逐渐通过编制数据资源目录、梳理数据供需关系、进行数据清洗融合、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来支撑数据高效共享与交换。

在数据开放创新方面，姚羽教授认为目前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开放均存在问题。公共数据开放的问题包括政府部门选取数据开放范围的裁量权较大；政府条线上的内部制约较多、组织责任不清，存在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数据壁垒；数据质量、数据访问方式难以满足创新需求。社会数据开放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参与动力不足，缺乏完整的资源目录、开放标准、开放途径，数据产品缺乏、应用成果有限云程共享经济平台，交易体系缺乏等。深度的应用需要深度的分析，深度的分析需要深度的数据，深度的数据需要数据的开放。因此，姚羽教授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有效运行。

在与谈环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数据智能系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沈华伟认为，数据治理层面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数据壁垒较强，不仅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数据壁垒，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往往存在壁垒；二是数据安全问题，新技术为数据分享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开放共享水平更高，也带来了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三是数据与算法结合过程中出现了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偏见等问题。对此，沈华伟教授指出，希望通过本次跨学科交流，弥补计算机领域更多关注数据的分析，对数据治理的研究不够深入的不足，共同推进数据治理。

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周永道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数据治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目前公共数据的开放程度有限，细化的数据很难搜集到，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加强。未来要继续从两方面推进公共数据治理：一是要继续加强扩大公共数据的整合力度和开放力度；二是要推进算法研究，在保证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快速有效的打通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伟认为，一方面，在今后的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提升智能政务水平会成为日益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智能政务水平提升也有助于市场监管过程中监管科技的推进。未来针对算法合谋等新问题而开发的监管科技系统，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嵌入政府更大的智能政务系统之中去。最后，竞争政策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与个人数据的流通过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以公共数据为例，地方政府投资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过程中的公平竞争审查，涉及数据流通的地域封锁行为等，竞争政策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单元 新经济下平台竞争与开放的多维思考

第二单元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施炳展主持。

在主讲环节，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第一、二届成员于立教授，以“数字平台的行业分类与市场分类研究——兼论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协同”为题进行主题演讲。于立教授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两个困扰：一是经济核算方面的困扰，主要表现在行业分类、定价难题、产值计算等方面；二是竞争政策方面的困扰，主要在市场分类、市场界定、有序监管等方面较为突出。于立教授强调，数字经济包括核心产业与非核心产业，数字经济的范围大于平台经济。于立教授将数字平台分为三类（基础设施平台、广告主导平台、一般应用平台），并对其涉及到的反垄断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于立教授强调，其中的第二类数字平台即“广告主导平台”较为重要，在该平台下，用户以初级数据换服务，平台以服务换数据，以加工数据换广告费；厂商以广告费换所需数据及平台服务。

最后，于立教授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应当职业化、专业化，由特定委员担任成员，并且设定任期；二是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应成立反垄断或竞争法庭；三是加快筹划成立“国际竞争组织”（ICO）；四是要重视“法理经济学”。

在与谈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张欣表示，当前的平台竞争从用户之争转向数据之争，“得数据者得天下”。国际国内均对数据开放、数据垄断等问题高度重视，并体现在了立法架构和规则制定上。对此，张欣教授建议：第一，对待平台开放，应当以自愿开放为主，强制开放为辅；第二，坚持开放与安全并进，保持数据安全与开放共享的良性平衡；第三，平台数据开放需要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如保障信息主体的查阅权、复制权和携带权。

暨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广东省法学会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学会副会长费兰芳认为，计算机学科可以对法学学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通过跨学科交流推进多领域共同进步十分有意义。当前，平台经济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反垄断执法中，执法部门应负担较重的举证义务。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李磊认为，反垄断本身便是较为复杂的，互联网领域由于高度创新的性质，其反垄断更是繁琐。经济学本身认为竞争是好的，但是实践中也客观存在不正当竞争，因此政府的反垄断执法需要十分谨慎，避免因为不当实施损害竞争。

第三单元 新制度下平台开放共享的必要与可行

第三单元由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任陈兵主持。

在主讲环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刘继峰教授，以“新制度下平台开放共享的条件与法理基础”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分别从“作为数据法律关系基础的利益”“权利和义务配置”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利益是权利的重要基础，从利益的角度出发，数据中心涉及的利益有三种：私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凡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应当坚持国家主权至上，不允许开放。在考察平台的性质时，应当衡量其公共性和公益性，传统法上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二元划分无法适应互联网平台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权利和义务配置问题云程共享经济平台，基于私人企业的可转化性，就互联网企业而言，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需要提出一种新的企业分类形式，即公众互联网企业，公众企业是介于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状态。数据开放的义务方式需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判断：如果已经成为一种核心设施那么就转化为义务方式；如果是之前已经进行过交易，之后中断交易，无法继续使用，且无法替代，则应当开放。

在与谈环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徐俊认为，国家在政策层面对平台的态度已经从培育走向治理，培育和治理两者需要并行，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应有所侧重。平台治理既要考虑推动平台发展因素，也要考虑平台的内生性因素，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从制度层面进行设计，从技术方面进行推动。平台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平台纠纷的司法判定要遵循分类施策和比例协调的方法，以平台的有序治理推动平台的开放共享。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欧洲竞争与规制学院法律委员邓志松律师认为平台互联互通的实施存在难度，一是互联互通不仅会使平台的前期投入无法获得有效回报，还需要耗费成本，并且还可能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平台企业实施互联互通的积极性较低。二是互联互通的实施需加强具体制度设计和落实，在实践中可能遇到很多复杂的实操问题。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创新与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袁嘉指出，平台的市场力量可以分为相对优势地位、市场支配地位和跨市场优势地位三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应设置不同的规制制度和行为义务要求。对于数据开放问题，袁嘉副教授认为需要开放的数据主要有两种：一是售后服务市场所需要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主产品和补足品关系；二是人工智能训练所必需的数据集，满足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的需求。

最后，陈兵教授总结，与会各位专家的发言都十分专业和前沿，体现了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特色和优势，从技术、经济到法律，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的融合愈加凸显。

本次跨学科沙龙持续四个半小时，吸引了线上线下近百名同学的关注，与会嘉宾就不同单元的主题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深度交流各学科观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心后续将详细整理各位嘉宾的发言内容陆续予以推送，以飨读者。

编辑丨林思宇

二审丨程 前

终审丨陈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