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发展平等、希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共享，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但是以前，无论是政府能力、市场能力还是技术能力，都达不到让发展实现普惠共享这一要求。如今，我们将促进共享发展列入政府职责和企业社会责任共享经济为什么在中国产生，又逢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通过广泛链接、智能匹配和信用塑造的能力，提供了更多市场化、广覆盖、可持续的共享机会。如果从比较狭义定义共享的角度出发，即相对弱势人群有更好的参与机会、收入水平和参与能力，数字技术对这三个方面都能够给予有力支撑：

第一个能力是使得参与市场的人进入市场的门槛比较低。这个能力主要来自于数字技术提供的链接能力。进入市场能力比较弱、教育水平比较低或者偏远农村地区的人群只需一部联网的手机，就可以发布自己的需求，低成本地将自己呈现到就业市场中。

第二个能力是智能匹配。百万、千万的就业者和百万、千万的岗位放在一个平台上，唯有智能技术能够把所有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完整呈现，并以双方满意的方式恰当地匹配起来。

第三个能力是信用塑造。较晚进入市场、自身呈现能力较弱的人群是市场中的“陌生人”，和这些“陌生人”进行交易，风险相对较高。数字技术的发展能给新进入者或市场信用积累较少的进入者塑造信用共享经济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使他们能够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

数字技术增加共享的三个基本能力，对于促进弱能力人群的就业和交易、促进低资产人群的融资和发展、促进低教育人群的参与和提升，都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比如外卖骑手，据统计，77%的美团外卖骑手来自农村，四分之一来自原国家级贫困县，他们借助平台提供的机会可以快速参与市场，最快一两天就可以正式开始工作；再如电商平台，带来了就业机会，相应带来了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淘宝村家庭收入水平远远高于非淘宝村家庭收入。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也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即使和城市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相比也毫不逊色。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就促进了共享发展。

除了就业之外，如果低资产人群想创业，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我们倡导多年的普惠金融服务，即希望能向小微企业、个体户、个体创业者提供金融服务，由于现实技术能力的不匹配，提供小额贷款的成本高，导致服务质量一直不高。如今到了数字、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发展迅速的时代，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大量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塑造信用的能力大大增强，成本大幅下降，金融普惠服务逐渐普及。

数字还有助于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对于难以去城市就医的偏远地区病人而言，因病致贫、返贫是不可承受之重。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弥补这个漏洞。在拥有5G的年代，医疗条件好的大型医院可以通过远程医疗系统完成基层医院的某些高难度手术。数字医疗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异地共享，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大大受益。

社会参与是到了一定发展水平之后人们的正常社会需求，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也非常关键。教育参与、文化参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提供了优质教育共享的资源，只要连接上互联网，便可以获得最优质老师的授课，对年轻人的成长大有裨益；数字技术提供了共享优质文化资源的机会，国内几家大型视频网站可以提供的电视剧、电影、综艺和动漫种类都超过了1万部，不少普通人通过在互联网上分享生活、文化和个人创作而忽然走红，表明老百姓对于贴近生活、烟火气足的文化产品需求很高，甚至超出了想象。

对于政府治理而言，需要支持和监管并重，更好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尽可能普惠，所有人能够链接和上网；第二，政府提供的数字服务也要普惠和全纳，对那些确实从数字化角度进入社会比较困难的人群，要提供等效的线下服务；第三，要给予更多的准入机会。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更多给予数字平台发挥技术优势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过程；第四，要保护好灵活就业人群的基本权益，比如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等。另外，还要监管各个数字平台，让平台都能够遵纪守法，规避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有一点值得说明，数字平台在有利于共享发展的同时，使用独特的技术能力获取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也可能会产生损害共享、损害平等、损害价值观等不当行为，需要严格规范企业行为，保证数字技术增加人类福利，促进社会进步。

（江小涓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