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需要怎样的包容与监管？

袁堂军

近来，我国“共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参与人数以及融资规模均出现令人瞩目的增长和扩张。在人们为这种新业态、市场新活力欢呼之余，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共享经济让部分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也有人对共享经济中的过度投资与资源浪费现象，以及对消费者权益损害和社会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警示。事实上，共享经济在国外也不断出现从放任到逐步监管的倾向，如日本的“民宿经济”。关于“共享经济”是该更加包容，还是应该加强监管，以及如何包容和监管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6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对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新产业新业态应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在近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要求政府各部门在对待共享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时要有“包容审慎”的态度共享经济的消极，并提到“如果沿用老办法管制，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

包容与监管，其实是关于行政职能改革的话题，即政府如何在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社会安全。行政职能的实施过程可以简单分为“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两个环节，基于事前与事后的时间与强度又可以有四种组合类型：事前审批强事后监管强的“前强后强”型、事前审批弱事后监管弱的“前弱后弱”型，以及“前强后弱”和“前弱后强”型。

其中，“前强后强”型的包容性最低。在前后双重严格监管之下，不仅会压制企业和行为人的创新积极性，也导致行政机构肥大和制度成本巨大化，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前强后弱”型是事后监管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制度成本，但也会因为监管的虎头蛇尾而导致社会道德风险产生的几率较高。比如，一些企业在审批事前粉饰真相，一旦准入后即利用监管的宽松肆意妄为。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这种管理模式的一种反映。

第三类“前弱后弱”型的包容性最大，类似于自由放任状态。这种状态下制度成本较低，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其创新精神，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及公正可以推动社会各方面达到内生均衡。然而，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规制缺位会让“丛林法则”大行其道，让社会不公蔓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和不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类型还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即当劣货和假货顺利进入市场而又得不到监管时，会严重挫伤创新创造的积极性。目前国内一些电商平台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应该关注的是第四类“前弱后强”型，即在事前把规制放宽松，一方面可以降低制度成本，同时又可以让企业和行为人能够在不被禁止的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创意和想象力，参与到经济和社会的各类领域。而通过事后的严格监管来防治违法乱纪行为和应对风险，从而保证社会公正和市场的效率。让“包容”和“监管”既不损害创新，又能保障社会的安全，维护基本秩序。

现实中，事后监管远比事前审查要复杂得多。因此，要做到有效的事后监管，需要依赖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共享经济的消极，而这些都以信息公开透明为前提条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分析法，使民间组织甚至个人在专业领域上的信息处理能力大大增强，这让监管分散化成为可能。这样，政府直接管控和监督一部分重要领域，而更多的部分则可以依靠市场和独立第三方机构参与实现。如此，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也可以有效防止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事后监管需要把握“度”的问题。例如对非故意违反规则者处罚过当，使其失去改正的机会，也容易诱发社会不公正感。因此，事后监管的重点在于防范和处理机制的设定，其内涵是对新事物如何科学规范与管理。

无论怎样定义和称谓“共享经济”等新产业和新业态，这些供给侧的企业及平台都是属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而非公益性质的主体。在监管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一些逐利资本容易借共享之名过度集资而疏忽对本业务的投资，这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投资泡沫，形成新的市场风险，也可能因无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不经济的外部效果，从而增加社会成本负担。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破坏式冲击也容易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抵触。另外，基于共享经济的参与形式，大量非正规就业人群将面临社会保障的问题，而购买分享服务的消费者也可能面临安全和权益保护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行政职能方式正面临近似于“前强后强”和“前强后弱”模式向“前弱后强”型逐步转换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在业务形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尝试，还是应给予最大限度的“包容”，即放宽事前审批，激发创新意识和创业积极性，同时针对涌现的各类问题加以科学化的事后监管，这才是“包容审慎的监管”应有的内涵。（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7-07-03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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