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是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全新的经济形态。现代共享经济模式起源于国外，基于电子平台逐步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共享的观念，共享经济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及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的经验，为当下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历史与域外经验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要素

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信息时代全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自以物易物时代开始，共享观念就开始在中国古代先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生根发芽。甚至有学者提出，从大禹治水开始，共享观念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与现代共享经济通过信息技术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要素大多体现在朴素的平等、公平、均平观念和互利互惠的早期商业观念及其实践中，并且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日常起居环境中形成了早期的公共空间形态。

先秦时代形成的共享观念

夏、商、周三代，中国基层社会实行村社共同土地所有制，与其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种土地所有制蕴含着共享、互助的生产关系，而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也是古代政治统治者对共享的制度设计。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制由村社公有的井田制转向了土地私有制，税收单位也由村社转向了农民个人，赋税不断加重。

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统治者要“薄税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以上古时代的互助共同体的标准，描绘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孟子则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出一种“出人为友，守望相助共享经济 治理，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的村社组织，强调体恤别人的道德感在互助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然而，在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著名的“义利之辩”往往强调重义而轻利。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更具借鉴意义。墨子在《兼爱》篇中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这体现出共享观念中必不可少的平等要素，只有在社会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共享才可能在互通有无中实现。与此同时，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强调一种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建立一种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的经济新秩序，“利人者必先利之”的功利思想更能够为现代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准备。

乡村集市构成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

在“农本商末”的传统社会中，乡村集市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古代人们进行物资交换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往往造成市场交易双方不平等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汉代初年政府规定，各村镇每旬固定三天时间为集市物资交换时间，并设公证人叫价评议，由此形成了原始的贸易市场。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描述，“岭南之市谓之虚，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

早期的集镇上人们多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流通与共享。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极少数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带，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集镇，中心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大小各异，功能不同的集镇差等格局。集镇的经济活动从以物易物转向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近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江苏的某些被称作“乡脚”的集镇，已经成为联通城市和乡村的商品交换平台、商品流动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从集市的功能特性来看，集镇的社会活动也是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娱乐活动场所，同时承担着庙会等宗教性聚会功能。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与近代，乡村集市与集镇承担着扮演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平台的重要角色，在集市上增进商业信息沟通，实现商品互通有无，则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前提。

宗族祠堂为宗族聚落的提供公共活动空间

我国古代的庙宇和乡村祠堂建设，多是通过宗族的捐款兴建，以此作为宗族人口的公共活动空间。由于我国古代“敬天法祖”宗教传统，这些宗族祠堂代表这一个家族的历史与荣誉，祠堂最初的兴建目的是为家族成员提供宗教活动的特定场所。在经年累月的共同生活中，祠堂以及周边建筑、设施，逐渐在神性特征之外，发展出供家族人口交流、休息、游赏等多功能、多层次的社区功能。例如，温州永嘉岩头镇李氏聚落形成于南宋时期，是典型的以宗族祠堂发展而来的聚落公共空间，也是当时宗族人口公共生活的主要载体。

中国古代的宗族祠堂，或许可以从其兴建手段和使用功能两个维度为当下共享经济众筹分享模式提供历史借鉴。从兴建手段角度看，宗族祠堂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众筹分享模式。筹集资金来源于宗族人口，这种众筹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出资人获得有形物质回报，而是为了获得宗族共享的宗教信仰或公共活动场所。对于现代共享经济模式来说，这种众筹分享模式可以为当下互联网金融众筹平台提供一种劳方与资方共建共享的实践路径。从使用功能角度看，宗族祠堂反映出一种早期的共享社区理念。在现代共享社区的建设尝试过程中，通过互助参与公共空间设计，将公共空间与私人消费、娱乐的需求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交形态，增进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凝聚力。

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促进现代共享经济发展，从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角度，发掘与现代社会经济有关联的共享要素，可以为当下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历史经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要素和现代共享经济模式之间是有区别的，实现前者向后者的创造性的转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面，必须注重共享经济的效率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互助、平等观念，其目的不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宣扬一种道德价值，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发展现代共享经济时，越共享、效率越高，进而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应该是共享经济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必须注重建立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公共平台。在中国传统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形成了血缘宗法制为核心“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大同社会理想也是个人“修身齐家”的逻辑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并不清晰。而现代共享经济是基于政府与个人之外的第三方公共平台，进行的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经济模式很难直接由古代社会观念推导出来，还需要现代社会的精神孕育。

共享经济在国外的定义与发展

基于电子平台产生的共享经济正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发展通过激发民众的消费需求、提升生产率、催生个体创新创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福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共享经济一词虽起源国外，但却难以追本溯源找到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因此也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个词“因为没有‘监护人’，所以容易被人赋予不同的定义”。国外不同学者针对共享经济的不同定义，普遍认为这一词是以“分享的人”为本质，同时包含了按需经济、零工经济、社交媒体等不同的领域。此外，国外学者认为虽然共享经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此类交易的实体主要限制在“同级”的范围内，即个人对个人，而共享经济中的运营商并不参与交易本质，只是起到中介作用。

在美国，共享经济产生已久，但是部分专家认为，这一经济形式真正爆发并得以迅猛发展是在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而引发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下降的家庭收入、日常生活中的科技渗透、对资源和生活方式可持续性的需求。共享经济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否定了发达国家此前一直奉行的消费主义。2008年的经济衰退，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现实社会，并开始寻求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共享经济在发达国家的发展，两个新的经济趋势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资产的使用权的追求大于所有权；消费不仅局限于实体货物和服务，更多地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技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享经济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但是2015年美国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7%的美国人听说过这个名词。

一些拥有一定人口数量的欧洲国家在一些领域也非常适合共享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鼓励人们通过参与共享经济来最大限度地利用闲置的资产（如家庭或汽车）。关于欧洲经济的报告中显示，欧盟可能通过让各国为诸如Airbnb、Uber此类的经济形式发展亮起绿灯去刺激共享经济的增长，而不是通过对其处以巨额罚款和颁布禁令，来限制共享经济的增长。通过欧盟引导性条例的发布，欧洲各国的监管机构被要求减少在共享领域对创业公司的限制，由此也可以看出，未来欧洲共享经济的发展道路路障会更少。

虽然欧盟多次强调对于共享经济要予以支持，但是现实情况中各地对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比如，伦敦对共享经济的包容程度就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经济业务，高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2015年5月，伦敦为进一步推动共享经济发展，放宽了一项有40年历史的法律，使人们可以更短的时间出租自己的房屋；英国政府也宣布在为共享经济减免税款。

与英国不同，欧洲一些国家因为缺少适用于共享经济的监管条款，而抵制了共享经济的扩张。其中，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法院宣布，对于Uber此类非专业司机驾驶服务的推广是违法的。此外，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也已开始针对“共享住宿”收取税费。

共享经济带来的影响

减少闲置资源。有专家指出，基于共享经济的理念，如果用群体的共同所有权代替个人所有权，那么不难想象，社会中汽车、办公空间、酒店等等一系列的物品的数量将维持在今天的水平，并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人口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将更为明显。

重建社区意识。在一些欧美国家共享经济 治理，城市正开始向社区化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共享经济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得以通过互联网相互传播，人们通过在线上建立起信任之后在线下进行交易。随着人们对这种服务或者经济形式的逐渐熟悉和日常化，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门槛也进一步降低。因此，在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一个没有地域、种族、性别限制的社区得以产生。正是共享经济的存在重建了社区感，并使社会逐渐跨过过度消费。

促进交易双方信息流通。共享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高度信息化。信息流通在经济市场中极为重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对于信息的高效流通都是不可忽视。在共享经济出现之前，以个人为主体的买卖双方之间由于缺少可以直接建立联系的渠道，交易行为得到限制，而共享经济提供的信息平台的出现，则有效减少了对信息流通的阻碍。

增加就业机会。有调查表明，在共享经济这一领域内，有78%的司机通过参与“共享”来充实自己的事业或补贴收入。另一项由Airbnb委托的基于共享经济对纽约市社区的经济影响的研究表明，其平台中超过50%的房主不属于传统工作者，主要为自由职业者和创业初期人员。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尤为普遍，以印度为例，多数家庭妇女并不能像其他国家的女性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共享经济的存在为她们创造了工作的机会。

共享经济在国外面临的主要问题

相关法律规范空缺

共享经济的特点和运行模式模糊了个人和企业正式员工之间的界限。比如，打车服务和共享厨房的提供者并不是专职的司机和厨师。将共享经济中的个体定义为雇员还是个体户一直都是被重复、广泛争论的焦点。据统计，在美国大部分Uber和Lyft的注册司机每周基于共享平台提供的服务低于15小时；只有1/5的易集（Etsy，手工交易网）用户，将此看作是自己的全职工作。如果将针对全职或专业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条款施加于共享经济中的非职业参与者身上，则会提高共享经济的进入门槛、削弱共享经济中的基层创新。同时，传统市场中为保障安全和公平而设立的法律条款、制度等，并不能有效适用于共享经济这类非正式、高开放度的参与型经济。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共享经济中的服务、商品提供者和接受者，与传统企业与员工和客户的并不相同，这可能会影响到对共享经济业务的监管框架。

缺乏对参与者的权益保护

一些共享经济领域的专家和管理者也开始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思考其所带来的影响，认为如果不能为参与者提供合适的保障，仍会出现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共享经济可以被看作是零工经济的一种形式，即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有很多提供此类服务的共享经济平台，这样的经济形式虽有利于将闲置资源进行高效利用。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参与共享经济的组织群体，一直处于商业和个人、公共和个人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导致参与者不能像职业工作者一样享有《雇佣法》提供的人身安全、最低薪酬、每周最高劳动时间等权利保障，在这种经济下，服务提供者成为了弱势群体。正因如此，许多专家指出，出台适用于共享经济发展的雇佣法将成为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共享经济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各国屡见不鲜。美国一些地区，就出现了诸如Uber这样的共享出行因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被职业出租车司机抗议，从而引发了关于到底是社会全体从共享经济中获益，还是仅仅一部分人获益的问题。除了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共享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如何针对共享经济的发展平衡社会竞争。

除了共享经济参与者与社会传统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共享经济中的交易者也会为没有参与交易的其他人带来不同的影响。这主要由于，交易双方在达成交易时通常并不会考虑交易所带来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效应可能是负面的，比如，“共享住宿”中嘈杂的短期租客在一个公寓大楼可能将自己扰民的行为成本强加给其他居民。而正面的外部性可能表现为，游客被当地可供使用的共享房屋数量增加及便捷性所吸引，为当地的旅游景点、餐馆等消费场所带来额外的客源，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当然，负外部性还可能导致某些服务供过于求，导致效率低水平的市场交换。

信息不对称

不同形式的共享经济通常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举例来说，将空闲房屋进行短期出租的房主，相较于租客更加了解房屋的信息，而租客相较于房主更清楚自身的信用等其他信息。不同形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交易双方无法完全信任交易的质量，最终可能导致市场交易量低于社会最佳水平，并出现“逆向选择”现象，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交易者参与交易的意愿就会有所降低，而共享经济对社会闲散资源进行高效利用的本质也就无法如愿实现。

共享经济治理的国外经验

采取自律监管

针对共享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专家指出行业自律这一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自律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或没有监管，而是对监管职责的重新分配，让共享经济包含的各个主体通过成立相关的自律组织承担起比以往更多的责任。同时，在对共享经济交易行为的监管中，中介平台并不作为被监管的主体，而是监管框架的主要构成部分。共享经济自律组织保证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点就是有足够的控制力去确保任何规则都得到有效的遵循。换句话说，自律监管实行的主体为管理平台中的成员时，在处罚制度的设置上应将处罚成本设定为高于不良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并将淘汰制度、驱逐制度考虑在内。

当对共享经济实施自律监管时，还需要包含以下三点：可靠的执行机制；监管合法性；善用声誉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共享经济的出现改变了市场可以自我提供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自律监管要求，但是，由于自律组织的利益追求有时仍会出现与社会需求相悖的情况，因此政府的监管仍是不可或缺的。

对自律组织进行管理

通过对自律组织的研究发现，自律监管决定的发布有时会面临缺少透明度和可供审查的问题。这种不透明性会限制其他组织的决策参与权，最终可能引起法律纠纷。更进一步，缺少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自律组织对公众和社会做出的利益保证就会缺乏可靠性。因此，自律组织的运行应基于高透明度的框架，并受政府监管。在此，可以考虑采用三方模式，即在自律组织之外，雇佣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自律组织进行全面评价，而政府对此自律组织的监管程度取决于历史评估信息。

充分利用共享平台实施监管

平台能够比政府更加准确地进行实时追踪、运行后台监测、及时处理交易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基于共享经济平台对交易活动进行管理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操作执行的传递时间，并且由于运行效率和收益有直接关系，平台管理者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管理行为。国外专家也指出，共享经济的监管也可依托同行信息共享系统的建立，开发拓展功能，如信用监测系统。此外，依托共享经济平台监管不仅可以更好地管理行业内部问题，还有利于政府实施监管。如，在美国，卫生检查员可以使用Yelp评级来分辨餐厅是否有引起食物中毒的嫌疑。

保证信息透明

基于网络的发展，人们一般是依靠互联网评价所展现的信息去决定是否选择或参与共享经济，因此，共享经济的生存能力还取决于网络评价的可靠性。而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防止评价制度被某个共享经济平台滥用。此时，一个独立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的机构的存在，可以减少虚假评论或不公平的批评。独立的评价监管机构也确保公众获取真实的公共信息，杜绝公共信息的私有化。

善于利用社区业主协会

鉴于对共享经济在房屋租赁市场上的自我监管问题，可以考虑融入不同的实体：公寓委员会、房主协会、合作组织等。在美国，业主协会（HOA）就担负着这样一种自律监管功能。业主协会管理着社区的各个方面，包括保养、维修、生活质量等等，结合这些职责，业主协会也有义务担负起一部分的自律管理职责。与法院针对“单位”出租颁布的禁令不同，业主协会并不会禁止此类出租，取而代之的是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管，包括房屋的出租频率、时间长短，或向业主收取出租费用，同时与共享经济的中介平台建立联系，实时掌握租客的个人基本信息。

除了对业主的限制外，业主协会还能对负外部性的产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与交易各方建立起的联系，业主协会可以将管辖内的社区或公寓楼进行区分，划分为“可租住共享公寓”型和“非共享型”，以供未来的购买者或租户选择。

设立新的劳动法为个人提供基本保障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其中个人参与者的福利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对新政策的需求日益强烈，同时还应设立新的机构去保证新政策实施。针对此类政策，应注意要满足三需求：高度可操作性；注重隶属于个体的权益；具有普遍性，可以覆盖共享经济中的各个领域。此外，为这些工人提供保障的深度可以与“共享”参与者的工作时间、每月收入等因素相关联。

税收管理方法

由于共享经济参与者的交易通常是一种个人行为，所以往往会牵扯到个体隐私问题，且如何将个人与个体户进行区分也是各国还未解决的问题，这两点也是针对共享经济中服务、产品提供者制定税收制度所需要考虑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上市公司通过提供审计凭证而不是原始运营数据进行合规审查。共享经济中的网络平台定期整理收集交易信息，并对税收、合规审查等相关的信息进行整理提交政府相关部门，依托这一方法，最终就可以在不公布个人详细、隐私信息的情况下，帮助政府完成税收和税务审查工作。

【执笔：李 懿 解轶鹏 制图：石玉 赵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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