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响铃

对于城市里经常出行的人而言,滴滴打车、快的打车并不陌生。这类平台将闲置的司机和有出行需求的用户连接起来,减少了资源浪费,又方便了用车一族。

近年来,我们出行、旅游、集资借款等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车辆、房屋、办公场地、奢侈品、劳动甚至时间都成了可以共享的资源,一种因分工衍生共享的新经济形态——共享经济正扑面而来。

搭车、共享房屋、闲置物品交换等,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实现

实际上,“共享经济”的概念早在1978年就由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最近几年这一经济现象开始流行,主要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筹集资金。

而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商务管理教授和历史学教授南希·科恩看来,共享经济是指个体间直接交换商品与服务的系统,理论上这个系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搭车、共享房屋、闲置物品交换等。所有这些交换皆可通过网络实现,尤其是通过智能手机。这种个体间直接交换的系统,在任何时间均可实现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连接起来。

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这一经济模式经历了从平台、用户到产品的共享三种形态的变迁。

互联网曾经创造了“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商业逻辑,让原本进行一对一生产、消费或服务的经济行为转变为三方甚至多方交易方式。比如,平台让使用者免费使用搜索引擎、杀毒软件或者浏览新闻,但向广告主用户收费,这种使用者免费、利用者收费的平台共享模式实际上是共享经济的初级形态,是利用交叉补贴对传统商业的颠覆。

移动互联网加速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人们减少对单个平台的依赖,主动性加强,一种因社交建立信任的信任经济让人们更加便利、舒适、快捷并实惠地享用彼此的商品与服务,此时平台不再单纯追求用户量的粗放增长,而是保证用户更加融合交互和联接。比如微信公众号让企业免费获得用户关注,自身也在企业与用户的频繁交互中获得价值增长。服务号、订阅号、企业号虽扮演着企业与用户的不同的沟通角色共享经济共享了什么,却在做同一件事:平台共享转变为用户共享,企业从单纯的客户角色(多数为广告主)转变为多维用户角色(在平台上既产生内容也消费内容)。用户不再是一家企业的,更不只是平台方的,而是所有互联商户或个人的；每个用户在各种角色转化中从单维身份变成多维身份,航空公司、学术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在微信内可能共享同一位教授,教授作为用户自由支配自己,在平台内一键完成原来需要多个动作才能完成的事情。用户共享是共享经济的中级状态,是信任经济下互存共赢的联合模式,让“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来买单”有了更多形态。

产品(或服务)共享是共享经济的高级状态,包括产品(或服务)生产共享和消费共享。在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过渡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商务模式:众包。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以企业为经济主体的工业时代,工人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而是充分调动潜能并协同来将能力最大化。原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企业雇员完成的,现在被几个跨专业的、业余的兼职人员就干好了。比如翻译协作的众包平台——“做到!”,该平台一端对接有文书等文字翻译需求的企业,将这些资料汇聚到平台上,另一端对接专业的全职/兼职翻译人员,让他们按自己的专业兴趣来认领相应的任务。这是一种将人的知识、智慧、创意、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互联网模式,即产品(或服务)生产共享模式。而产品(或服务)消费共享模式则指产品(或服务)在使用消费过程中,不再由单一个体享有,而被他人或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享有使用权,比如专车或拼车。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特定阶段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居民消费价值观念的变化,我们这代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开始从“办公共享”、“汽车共享”、“公寓共享”等各种实体资源共享过渡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虚拟互联网共享,并产生一系列“波及效应”来解决公共社会资源稀缺和贫困弱势群体问题,产品共享经济正掀起新一轮消费革命。

总之,共享经济表现出以下特征: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平台并借助信息技术；用户个体自由组合连接,或交易闲置物品,或分享知识经验,或为企业或单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重构社会关系结构,改变生产制造协同方式共享经济共享了什么,SOHO一族获得更多关注。在享受人口基数红利与借势移动互联网后,共享经济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各个行业,在冲击传统经济秩序的同时,实现了消费者的角色转变,使人们从消费者变成供应者,社会生产关系受到冲击。

共享经济改变了人们对“产权”的观念,节约资源的同时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合作实验室”创建者、作家瑞奇·柏慈曼和企业家卢·罗格斯在合著《我的就是你的》一书中表示,共享经济源自人类最初的一些特性,包括合作、分享、仁慈、个人选择等。信誉资本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大众合作性消费,创造了一种财富和社会价值增长的新模式,共享经济将颠覆传统消费模式。

柏慈曼进一步分析了推动共享经济的几个驱动力。第一,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包括开放数据、网络的普及。第二,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据联合国预测数据,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64.1%的人口、发达国家将有85.9%的人口为城市人口。高密度的居住人口为共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三,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第四,全球危机的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失业与收入失去保障,这进一步促使共享经济的流行。此外,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飓风)也使得共享经济日益受欢迎。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一方面充分挖掘出闲置的资源并充分利用,一方面正不动声色却浩浩荡荡地撼动着传统行业的经济结构根基。它从底层经济关系上瓦解原有的经济秩序和商业逻辑,直击传统企业供与需不对称等死穴,也诞生出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

互联网助推下的专车、租车、拼车、顺风车等,做短租房产的小猪短租、做零售物流的菜鸟网络等,都是将原本保密私有的产品或服务或信息公开让人们共同使用或参与,从而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获得价值增值。与智能硬件里的产品众筹一样,“做到!”用众包的方式把翻译工作交给用户完成,也是产品共享、用户前置的过程。共享经济其核心就是按需分配,加强用户参与和用户间的自由联合,既合理调配又极大化利用闲置资源(产品实物和人力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降低风险。

这样,共享经济降低了地域依赖,利用时间差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改进与提升,有助于人们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进入更加多维的社会角色。

共享经济所改变的,还有人们对产权观念,以及人们“物尽其用”和节约消费的理念。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出租或借用东西给自己不认识的人,从根本上扩大了人们分享的人际圈,教会人们如何分享与合作。从产业运行模式方面,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大规模生产、排浪式消费、大规模浪费、大规模扔掉”的供给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供给模式和交易关系。实现了消费模式从“扔掉型”转变为“再利用型”。而通过对闲置个人物品的最大化利用,也可以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节约资源的同时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绿色地球”和“循环经济”变成现实。此外,从就业模式上讲,共享经济还能将经济生产中的诸多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分类、加工、购买和销售,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共享经济改变了企业的雇佣模式和劳动力的全职就业模式,给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提供一种全新的在家谋生方式。从而使社会成员成为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的混合体,使全社会成为一个全合约型社会。

共享经济赋予人们更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不确定性,需要有更多规则去约束和规范

然而,共享经济的发展并非一路凯歌,人们在拥抱共享经济并为之欢呼的同时,仍需重视背后的“黑洞”。

首先,自由与不确定性的博弈。共享经济赋予人们更多选择权利的同时,自身发展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比如共享经济创造价值的核心在于资源置换,是对现有资源的高效利用,却不是因为对新资源的开发,这样共享经济平台它们的盈利点在哪?共享经济表面上是在分享房间、车等实体产品或虚拟服务,其实质是在切割买和租,也就是产品(或服务)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分离。专车服务用户享受的是租车,不是买车,有别于传统经济中买车的人使用车。共享经济催生了一种双层的产权结构:财产的归属权即支配权在底层,财产的利用权即使用权在表层,人们在产品上私有,但在服务上变为公有。这样的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财产实质是信息和数据,而不是物品本身。

那在此状态下的数据信息和人身安全如何保障?共享经济呈现的是越来越分散的个体成员临时的联合,是人人平等的C2C模式,是去中心化的N对N的超链,摆脱了传统行业对人力投入的依赖,但需要更多规则去约束和规范。如果大量全职变为兼职,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险体系如何支撑?共享经济下使用权开始胜过所有权,可持续性开始取代消费主义,竞争变成了合作,“共享价值”覆盖了“交换价值”,现有社会结构的利益既得者他们的姿态如何,是打压还是适应和拥抱?自由的反面就是冲突和不确定。

其次,共享与压力的抗争。摩根士丹利原互联网行业首席分析师玛丽·米克尔在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里写道:美国的自由职业者已达5300万,是总劳动力的34%,他们要么无稳定雇主,要么利用业余时间做多份兼职。低于35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20%打多份工,有38%希望从事自由职业,有32%认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时间将非常灵活且有弹性。确实,共享经济因为移动通讯、社交媒体及分析性应用等介入,让多余生产力进行共享变为可能,最大化利用闲置的物力和人力；确实,放任自由的工作方式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朝九晚五的工作不但枯燥乏味也造成了时间和资源的浪费。但放任自由的SOHO一族和创业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没人能保证明天能吃饱赚足的日子往往是最恐怖的,在时间自由、工作不确定、收入不稳定的共享状态下,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压力更加不可控制。同样,对于产品(或服务)本身,摆脱固定生产线标准化流程制造,你一句我一句的全民参与,你一段我一段的过程拼凑,是否就能保证做出称心如意的产品?在“用户参与更多”只是营销噱头的当下,共享真的能带来一场场用户的集体狂欢?抑或只是资本市场对企业造成的压力从而带来的作秀?

最后,使命感与欲望的碰撞。共享经济构建的组织关系是让人脱离固定组织,成为一组组自由人的联合,但这临时拼凑起来的团体是否能永葆长久的使命感和战斗力?就在火热的拼车软件中,私家车主们手机上预装着多款拼车软件,因为这些车主和拼车软件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他们的稳定性根本无法保证。那些固定组织拥有强大忠诚体系的核心如何在这个自由的时代传承?即便是有一纸短期合约,但如何保证用户抵制欲望恶魔的肆虐?拼车软件不补贴不刺激,用户和车主活跃度马上降低并转向其他平台就是印证。在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驱动交错中,人的内心真能回归初心?自由化的共享经济,隐蔽的利益观和欲望才是隐形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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