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5日，“劳动报酬占比：理论与经验”高端学术论坛在线上成功举行。会议邀请了数十位该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分享并讨论其最新研究成果，吸引了全国各高校近300名师生参与讨论。现场气氛活跃，反响热烈。

大会封面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亲自为本次研讨会致开幕辞。张军教授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为数不多的备受经济学家持续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早在他读书期间，便已经开始关注、阅读这方面的文章。张军教授表示，在他早些年研究这一问题时，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正处于下降的阶段，而金融危机后则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这使得他最近再次关注到这一话题，并从过去局部均衡的视角推广到一般均衡分析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在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进行了解释。最后，张军教授代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感谢各位师生对本次论坛的支持与参与，他期待出席会议的各位学界同仁分享交流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动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主要与会人员合影

开幕致辞之后，本次研讨会进入主题演讲环节。主题演讲共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并分别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教授主持。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长、湘潭大学原副校长刘长庚教授分享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概念、比较和决定等三方内容。首先，通过对自雇劳动收入、折旧、生产税净额、净国外要素等变量本质内涵的分析，刘长庚教授认为在计算劳动收入占比时，分子应计入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分母应为国民收入（含净国外要素）。其次，通过对调整前后劳动收入占比结果的比较，刘长庚教授指出，以GDP为分母时，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约为50%，且呈现逐渐降低态势；按上述方法调整后，1978-2020年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均值为68.1%，仅较发达国家低6.7%，我国劳动收入仍然居于主体地位。最后，通过对劳动收入占比决定因素的分析，刘长庚教授认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要坚持劳动价值论，赋予劳动者平等的参与权、共享的收入权和普遍充分的保障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志远教授分享了其与合作者关于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方面的研究。李志远教授首先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生产法算术平均、收入法算术平均、生产法加权平均和收入法加权平均四种方法计算了制造业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十分显著的下降趋势，即使将数据样本拓展到2013年也同样发现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持续下降。通过将制造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企业内效应、企业间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李志远教授发现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受企业内效应的影响，而企业内效应则来源于企业规模的变化。利用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李志远教授认为，中国企业的生产函数应该是一种非位似的生产函数，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通过利用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下降幅度作为企业规模变化的工具变量，李志远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前述理论观点，发现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确实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福建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柏培文教授从中国三大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视角入手，分享了其与合作者的系列研究成果。柏培文教授以省级为单位，测算了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并观察了全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情况。柏培文教授及其合作者的测算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劳动报酬占比总体呈现U型趋势，并且就水平值而言，第一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最低，但其影响比重最大；特别地，虽然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也大致呈现U型，但相较全国层面劳动报酬占比的U型态势更加平滑。从各省份层面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U型趋势特征并不明显，而是呈现平稳-波动-平稳的变化趋势；约有20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呈现近似U型趋势，8个省份的劳动报酬占比则呈现整体上升态势。通过将中国数据与国外情况比较，柏培文教授发现，我国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柏培文教授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对产业投入要素效率的影响，进而阐释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可能影响；随后又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探索了影响我国三大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不同因素，并为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刘修岩教授分享了其主题为“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技能互补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最新研究。刘修岩教授首先就已有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之后展现了团队研究总结得到的几项重要特征事实：中国整体劳动报酬份额在2007年之后呈现由降转升的态势；分地区而言，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报酬份额最低，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最高；从变化速度来看，2007年之前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较快，2007年之后则是东部地区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较快。结合现有文献观点上的争论和研究团队发现的典型事实，刘修岩教授认为，这些现象可以由中国的技术进步从资本偏向转向为劳动偏向，资本劳动由替代关系转变为互补关系来解释；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可能原因则是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及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增强了资本技能互补性，提升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技能工资定价，最终使得劳动报酬占比显著上升。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也恰好对应了劳动报酬占比在地区间的分异现象。刘修岩教授还指出，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偏向性，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会受到损失。因此，不仅要关注整体“蛋糕”分配中劳动者的占比，更要关注劳动者内部的分化现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的分享则聚焦于中美贸易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罗长远教授首先简要总结了以往文献研究的发现，提出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扩张使得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垄断势力的下降，可能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重要因素。之后，罗长远教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向大家展示了劳动折价（Labor ）即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的比值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折价越小，劳动收入份额则越高。罗长远教授应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研究工具实证检验了前述理论命题，发现中国加入WTO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对美出口机会的扩张压低了企业的劳动折价水平，抑制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要价能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施新政教授结合自己以往和最新的学术研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综合分析了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及可能动因。在需求层面，施新政教授首先讨论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会使得劳动力被智能化技术替代，从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会通过深化资本与技能的互补关系，提升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劳动报酬占比的上升。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冲击明显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层面的劳动报酬份额。施新政教授还探讨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其与合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逐渐转变为利润最大化，减少了工资侵蚀利润的情况，进而造成了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在供给层面，施新政教授则重点分享了中国大学扩招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施新政教授认为，中国在1999年之后的大学扩招带来了人力资本扩张，一方面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被机器设备替代，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有所下降，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整体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维林教授分享了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迁”的最新研究。刘维林教授首先基于索洛模型，将一国整体劳动报酬份额分解为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两部分，并进一步将产业结构效应分解为中间品替代效应、价值链协作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之后，基于1995-2014年WIOD投入产出数据，刘维林教授发现除中国外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大部分国家的整体劳动报酬份额在样本研究期间呈现下降趋势。刘教授指出，产业结构效应，即劳动报酬份额较高的产业向劳动报酬份额较低的产业转移，是全球层面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别地，全球层面中间品替代效应和价值链协作效应的叠加效应为负，体现了由于非对称价值链治理结构的存在，助长了要素分配向资本方倾斜的趋势。就中国情形而言，劳动报酬份额的先下降后上升则主要源于产业内部效应的作用，产业内部效应的大幅波动体现了中央政策推动和人口结构变迁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中间品替代效应与价值链协作效应的此消彼长掩盖了产业结构效应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的价值链协作效应远大于中间品替代效应，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内就业的突出贡献。刘维林教授还指出，中国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已逐渐呈现出融合联动趋势，第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作用不断提高；尽管最终需求结构中外需作用的下降造成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但2007年以后国内需求逐渐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源。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周茂教授则分别从工业部门产业升级、中国贸易扩张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三个方面，分享了关于如何提升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系列研究结果。就产业升级的视角而言，周茂教授认为，工业部门内部的技术升级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升级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可能提升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就贸易开放的视角来看，周教授及其合作者使用PNTR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来表征中国的贸易开放，探究了中国贸易扩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会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主要解释在于，中国实现贸易扩张的典型路径会同时导致企业提高其雇佣人数和扩大其固定资本，但前者提升程度相对更大，由此引致的工资效应进一步推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这一结果，周茂教授指出，需要注意防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最后，周茂教授还分享了我国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劳动创造的贡献。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全球生产网络中，劳动的前向生产链长度最长，即中国劳动要素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是最高的；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增加值带来的收益中劳动收益的比重则是下降的，并且在全球层面处于中游水平。不匹配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仍偏低，劳动的议价能力仍然偏弱。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刘亚琳老师重点围绕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新变化和影响因素，为大家系统性梳理和介绍了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刘亚琳老师首先基于已有文献，总结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三个特征事实：中国整体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所上升，但相较世界平均水平仍偏低，且分地区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较低。在介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趋势的可能影响因素时，刘亚琳老师重点以李稻葵老师200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文章和她与姚洋老师2018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的论文为例，详细阐明了中国结构转型（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倒U型变化）的作用，并指出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全球化等也是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最后，刘亚琳老师还简单介绍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居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

主题演讲结束后，大会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元教授做闭幕致辞。章元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学术论坛，认为这是一场小而精的高端学术盛宴。会议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已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的背景下，如何改善收入分配，降低相对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此次论坛的交流讨论不仅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建设性意见，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章元教授认为，很多论文都关注到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08年前后出现明显的拐点，而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同样发生了刘易斯拐点、城乡收入差距由升转降、次贷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促进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出台等因素，这些在对外开放、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动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初次分配以及二次分配。紧接着，章元教授对整场会议的讨论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和点评。章元教授认为，九篇学术报告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既有互相印证，又有交流碰撞。有趣的是，多篇研究都关注到了数字经济对于劳动收入占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家对同一个问题互相交流切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最后，章元教授再次感谢与会嘉宾的精彩分享，后勤团队对活动组织的辛勤付出，以及线上各位观众的聆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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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至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进行访问。

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978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外国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他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经济问题、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和汇率经济。他已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了 1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他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的论文“理性预期下汇率决定的货币方法：美元-马克案例”在2000年被誉为《国际经济学杂志》30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5篇论文之一。

胡永泰教授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宏观经济、外汇管理、国有企业重组、贸易问题和金融部门发展方面的建议。他是中国财政部顾问小组成员，帮助设计了 1994年1月中国实施的税收和汇率改革；在1997-98年间，胡永泰担任美国财政部特殊顾问，负责包括随财政部长罗伯特 • 鲁宾访华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在香港的年会。从2002-2005年，他是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特殊顾问。在2005年7月，他被任命为马来西亚首相国际顾问小组成员。

200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戴维斯授予胡永泰杰出学者公共服务奖，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局任命他为杰出ISIS研究员。胡永泰教授还担任《亚洲经济文集》、《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的编辑，以及《规划经济学》、《亚洲经济》的协作编辑。他同时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的顾问。2011年10月，胡永泰教授正式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参与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拟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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