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主题）

笔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一文中曾提到：“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基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近4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我们尝试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特指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文化传统、庞大人口规模和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发展的新形态。

新发展的“本质论”

从“中国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本质上就是发展的学说。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系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发展的前提和路径，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基本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搞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要保证发展的效率和活力，不能阻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其实发展社会学或发展经济学并非从未考虑过发展的本质问题。把“发展”的概念与“增长”的概念加以区分，也可以说是某种对发展的本质的思考。有关发展理论的教科书通常把“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区别作为导引，认为“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人均产值的数量提高；“发展”则指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后来，库兹涅茨扩展了增长的含义，把能够带来结构改进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

把“增长”和“发展”区分开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1950年至1973年，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曾被称为“拉美奇迹”。但是共享经济发展理论，由于没有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这个发展的本质问题，“拉美奇迹”后来演变成“拉美陷阱”，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学者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展开思考，提出“增长的极限”那样的警世恒言，主张“有限的世界”和“无增长的繁荣”。

当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这也是一个涉及发展的本质问题、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需要在学术层面深入讨论，使其不仅成为实践的指导，也成为类似“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新发展的“阶段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高收入国家阶段。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清醒认识，经常容易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错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我国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发展的阶段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此后，这个分阶段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和细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两个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深化了新发展的阶段论。

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理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实践引领作用，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新发展社会学的“阶段论”也具有其普遍意义共享经济发展理论，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长期发展战略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领导人更迭带来的战略“折腾”会让发展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对发展阶段转折点的关注和把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根据阶段性变化进行动态的政策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新发展的“转型论”

“社会转型”也许是中国社会学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概念。笔者曾把社会转型定义为“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和“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说它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是因为它涵盖了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价值取向转变；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常态的社会变迁，是跨越式的发展和某种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释放了巨大能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所以社会转型中的“体制转轨”这个层面受到学界格外的关注。因此，我们有时也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是由两个转变构成的：一个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个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转型论”，让我们从中长期重新审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的多样性。它基于经验研究对社会转型诸多具体规则的揭示和解释，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已有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发展的“动力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根据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继中国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对发展动力认识的深化。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在以往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中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的创新。

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另一个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似乎成为划分发展时代的标志。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的新发展阶段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到如此的高度加以强调，就是认识到不掌握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不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打压，就无法实现新的发展。

新发展社会学的“动力论”，把发展学说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一般动力讨论，进一步深化到打破“依附规则”的“创新压力”关键动力讨论，极大地拓展了发展学说动力理论的视野，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特定路径、打开未来希望之门提供了思想钥匙。

新发展的“世界体系论”

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被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铁律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加深也引起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潮流。原本全球化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随着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的衰落和社会认知的撕裂，一种特殊的、与民族主义混合的、超越左右翼传统分立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局。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的中国，被西方舆论塑造成一种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正当得利的新“霸权”，“遏制中国”似乎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新的“冷战”竞争试图迫使中国与世界体系“脱钩”。

在这种世界大变局中，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主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新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第一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提出的国际秩序设想，尽管这让一贯“从实力出发”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很不习惯，但却是人类社会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差异、战争、侵略、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新选择。

此外，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还需要建立在与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基本命题之上，这是新发展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进一步探索的任务。

（李培林，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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