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案号】

一审：(2017)闽0526民初3462号（已生效）

【裁判要旨】

《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中“重新就业”的“就业”外延应采取限缩性解释。劳动者失业后兼职滴滴打车系一种“打零工”的经济活动，具有工作时间灵活、工作机会不确定、收入不稳定等特点，不能认定为《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中的“重新就业”。

【基本事实】

原告：王桂林

被告：德化县总工会

1995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14日，王桂林在德化县总工会从事驾驶员工作。其中，1995年12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7月31日，德化县总工会与王桂林签订《福建省工会“工会专干”聘用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月工资标准为1200元整，并参照享受增长机制；德化县总工会依法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为王桂林办理“五险一金”。2017年1月12日共享经济 滴滴打车，因德化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德化县总工会向王桂林发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决定于2017年2月14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为此，德化县总工会向王桂林支付经济补偿金75465元。德化县总工会与王桂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德化县总工会未为王桂林缴纳失业保险费。2017年6月14日，王桂林向德化县劳动就业中心申领了《福建省就业失业登记证》，登记类型为失业登记。同日，王桂林向德化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办理了求职意向。王桂林与德化县总工会解除劳动关系后，王桂林兼职滴滴打车业务。2017年7月28日，王桂林向德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裁令德化县总工会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22152元。2017年9月22日，德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驳回申请人王桂林的仲裁请求。王桂林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7年9月29日向德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该仲裁裁决进行纠正，并判令德化县总工会一次性向其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26496元。本案中，王桂林在起诉时增加了要求德化县总工会支付失业保险金的数额，因该项诉讼请求与仲裁请求均系社会保险待遇纠纷，故法院予以合并审理。

【法院审判】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桂林自1995年12月进入德化县总工会工作，双方即建立起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利义务受到法律保护。德化县总工会因公车改革与王桂林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属于非因劳动者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王桂林与德化县总工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其所从事的滴滴打车作为共享经济形态下的一种经济活动，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收入不稳定等特点。从本质上来讲，滴滴打车系一种“打零工”的经济活动，且王桂林并非全职从事。德化县总工会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桂林有长期、固定地开展滴滴打车工作。故王桂林从事的滴滴打车工作不足以保障其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而失业保险金系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所以，王桂林失业后所从事的滴滴打车工作不能认定为《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中的重新就业。另外，王桂林是失业后兼职从事滴滴打车工作系用其专业技能寻求工作，这也可以佐证王桂林有积极求职的意愿。

依照《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单位不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或者不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致使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如数赔偿由此给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人员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以，德化县总工会应按照《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数赔偿因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而给王桂林造成的经济损失。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德化县总工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桂林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9740.25元；二、驳回王桂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案件争议焦点】

王桂林与德化县总工会解除劳动合同后所从事的滴滴打车工作能否认定为《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重新就业”。

【作者评析】

针对争议焦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原劳动部于1994年9月5日颁布执行的《劳动部关于若干条文的说明》第十条第四款对“就业”的定义，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依法从事某种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社会活动。从该定义看，王桂林与德化县总工会解除劳动合同后从事滴滴打车工作，不论是兼职还是全职，均符合就业的定义，应认定为重新就业。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对《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重新就业”的“就业”涵义的外延进行界定。从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和《失业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来理解，《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重新就业”应采取限缩解释。该处的就业应仅限于稳定正规就业即典型的全日制就业，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不在此范围。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而法律规范是抽象的、概括的行为规则共享经济 滴滴打车，只能规定一般的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对一切法律问题都作出详尽无遗的规定。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要把一般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对各种具体的行为、事件和社会关系作出处理，就必须对法律作出必要的解释。根据通说，法律解释的目的乃是阐释法律本身蕴涵的意旨。而法律解释方法虽然包括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多个种类，但在进行解释时必须从文义解释入手来阐释法律本身蕴涵的意旨。当文义解释产生两种或者多种结果时，再继续采用其他的解释方法，以便判断其中哪一个解释意见更为妥当、更为合理。

二、本案中，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依法从事某种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社会活动。但按照文义解释所得出的该解释，“就业”的外延太过于宽泛，会出现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限内只要从事了获得劳动报酬的社会活动，都将被认定为“就业”的现象，甚至出现诸如拾荒者拾荒也系就业的荒唐结论。显然，如果不对“就业”的外延进行限缩，将与《失业保险条例》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这一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有必要对《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重新就业”的“就业”涵义的外延进行限缩解释。

三、限缩解释是根据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与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相比较，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太宽，超过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因此需要限缩其文义范围，使其符合立法的本意。本案中，《失业保险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该条例的立法精神，即失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就是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1、从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间的基本生活这一角度来看，除了失业保险金之外，《失业保险条例》还规定了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可以享受医疗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等待遇。如果是农民合同工，在失业期间还可以领取生活补助。可以说，失业保险制度为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而滴滴打车作为共享经济形态下的一种经济活动，具有工作时间灵活、工作机会不确定、收入不稳定等特点。滴滴司机与滴滴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滴滴公司也未为滴滴司机提供社保等其他保障。滴滴司机在开展业务时所面临的一切风险和成本均由滴滴司机独自承担。从本质上来讲，滴滴打车系一种“打零工”的经济活动。所以，滴滴司机通过从事滴滴打车而获得的收入不稳定。滴滴司机需长期、固定地开展滴滴打车业务才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收入，但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非客运营运车辆是不能从事客运方面的营运的。换而言之，按照法律规定，王桂林是不能长期、固定地开展滴滴打车业务。如果将滴滴打车认定为“就业”，则失业人员在此期间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所以，王桂林从事滴滴打车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重新就业”的“就业”；

2、从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角度看。失业人员在重新就业之前，需有一个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过程。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失业保险金还可以用以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贴。而滴滴打车的收入并不稳定，如果不对“就业”的外延进行限定，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从事滴滴打车将不能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这与《失业保险条例》关于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立法精神不符，不利于提高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3、在当前，明确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的主要包括劳务派遣人员、非全日制用工人员和经过政府部门认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滴滴打车作为共享经济形态下的一种经济活动，未被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劳动者在从事滴滴打车期间也无法缴纳失业保险。而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滴滴打车”视为就业，滴滴打车的从业者在再次失业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这对于已经缴交失业保险费的失业人员是不公平的。所以，从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来看，无论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劳动取得多么丰厚的工资报酬也不能认定为重新就业。

应当说明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催生了包括滴滴打车在内的新型灵活就业方式。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在制定的时候，不可能将法律所遇到的问题全部纳入法律条文的规范之中。因此，裁判者应当运用民法解释学即法学方法论裁判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新型的法律问题，以保护互联网经济时代下从事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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