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在这样一种本质为“技消费”的新型消费形态中，信息技术在其中既“解蔽”又“遮蔽”了消费：一方面，它使我们已有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从一定程度的“混沌”到更为清晰明了的转变，同时又使我们潜在的消费需求得到挖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消费，从而通过技术使得消费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存在本性—需要；但另一方面，它会使共享经济中我们的消费理性和消费技能建立于技术理性之上，消费者受到技术更大的“宰制”，这可能引发“技术理性战胜个体理性”和共享经济中“操作自主性”的加强。为了避免共享经济中新的消费“遮蔽”所带来的负面可能性，需要在社会建构技术的基础上，改写已有共享经济中的“技术代码”，从而避免消费个体可能因“遮蔽”所带来的新的“异化”。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有人就曾经将信息时代称作一场“从A到B的革命”。这里的“A”指代原子，“B”则为比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都已经或正在“信息化改造”之中，“信息化生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正如维纳在20世纪70年代所预言的那样，“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领域自然也已卷入这一信息化浪潮中，传统的消费形态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新型的信息技术消费形态正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取代着传统的消费形态。这其中，共享经济作为这一技术消费形态的一种具体形式，深刻体现了这一新型“技消费”的典型特征，但目前对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技术哲学含义还远未进行充分把握。因此对共享经济这一技术消费形态中的信息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有着重要意义。

一、信息技术建构的共享经济消费模式

对于共享与市场经济，国外有学者[2]很早就开展过研究。如果具体到消费活动，共享经济则表现为“只买那些必须自己专有的东西，不买那些不必要的、不急用的东西，抑或总结为能租借则租借，能共享则共享”。[3]这样一种新兴消费模式当下在全球得到了飞速发展。比如在美国，Airbnb能让个人将自己空闲的住宅出租给需要短时租住的人，使得他们不再选择预定价格昂贵的酒店。私人住宅能为租住者提供更为温馨和放松的环境，而共享自己住宅的个人则能因此依赖本来空闲的住宅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正是由于双方可以通过这种共享式消费而实现互利共赢，迄今为止通过Airbnb已经达成了1100余万次交易。而在中国，借鉴Uber等以“专车消费”为代表的共享式消费的发展从未停止，例如滴滴的一系列业务使得普通车主将有机会通过“共享”爱车，向一定的群体提供服务并赚取收益。根据零点机构的调查数据，当下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对网络专车平台的支持率已经高达86.7%。而从司机数、用户数、订单数来说，深刻体现共享经济特征的中国移动出行领域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行市场。

这些在诸多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飞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核心和本质是一致的：它们均是通过信息技术建构的一种“技消费”模式。共享经济的关键词是“O2O”，而“O2O”的关键词是信息技术。可以说，没有信息技术在当下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的信息技术消费形态是不可能出现的。毕竟，从消费前的数据收集，到消费中消费双方信息的快速、准确匹配，再到消费后有效的评价和反馈……等等这些，整个共享经济过程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配套和支持。因此我们说，共享经济这一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型“技消费”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消费形态，其核心在于通过包括数据库、互联网、算法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关键要素来完成消费活动，这些要素已经成为了新型消费的关键所在。而这样的“技消费”模式，将会对整个消费过程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最主要体现在“涉机化”消费主体的转向。传统的消费模式中并非不涉及技术，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技术一直以来都在消费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消费。比如媒介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消费活动的影响，使得“无广告，不消费”变成一种常态。但是这样的技术，在消费活动中更多扮演的是“强化工具”的角色，它们强化亦或改变了人们已有的消费意识和理念。这种技术介入的消费，仍然是传统的“人—技术—消费对象”的消费模式。然而在共享经济这一由信息技术所建构的“技消费”模式中，信息技术却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信息技术在共享经济模式中，已经悄然成为新的消费主体，或者更确切的说，已经与人一起，构成了(人—技术)这一新的消费主体，消费模式因而也随之演变成了“(人—技术)—消费对象”这一体现了伊德所认为的人与技术的“身体体现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4]的新型消费模式。在这一技术消费形态中，消费对象是由信息技术这一人的“外置大脑”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再进入人的“内置大脑”由理性进行认识和选择的。这里信息技术即成为伊德所谓的“居间调节者”，这也是这一“技消费”模式最重要的特征。

因此，在共享经济中，作为建构这一“技消费”模式的信息技术，不再只是像传统技术一样作为一种“强化工具”在外围影响消费环境和消费者的消费抉择，它已经成为了共享经济消费活动的核心因素简单理解共享经济，已经成为了这一消费模式的“主体”而非“工具”。信息技术在消费活动中介入的这种转变，既在一定程度上“解蔽”了消费活动，同时也为消费活动带来了新的“遮蔽”。

二、信息技术对共享经济的“解蔽”

“技消费”化的共享经济使我们认识到，正是通过信息技术，共享经济超越了传统消费中的时空限制，使得范围更广、数量更多的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在共享经济这种“网络中的消费”模式下实现了快捷、准确、有效的联系，而这，最终使得消费被得以更好地“解蔽”，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于消费活动的更为深入的认识。

这种“解蔽”具体来说，是通过信息技术促使共享经济的“系统化”来实现的。在共享经济中，消费者、存储大量消费数据的数据库、算法、互联网甚至相关技术人员等共同构成了其中的诸多子要素。只有通过这些子要素的共同协作、相互配合，才能实现一个完整的消费过程。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存储司机和乘客资料的数据库以及发达的互联网连接的Uber如何可以方便、快捷地提供服务。因而可以说，没有这些子要素的联系，共享经济就无法维继，消费活动已然成为了一个“系统化”的存在。而信息技术带来的这种“系统化”的共享经济，也就会使得其像社会中各种已经存在的大系统一样具有一种规模效应。正是这种规模效应“解蔽”了传统的消费，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消费。

首先，共享经济系统中“个体理性”建立于“集体理性”之上，这优化了消费中的“个体理性”，使得已有消费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共享经济“系统”中各子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简单理解共享经济，共同面对某一消费个体的消费需求，这相比传统消费中单个消费者凭借个体理性去筛选数量有限的消费客体，其对已有消费需求的满足自然会得到大大提高。毕竟，在共享经济中看似个体化的单次消费活动，背后却是在庞大的数据库资源、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精确复杂的算法、大量相关技术人员等的共同协作下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理性”运作的结果。对于这种“集体理性”，舍恩伯格曾经在论述大数据技术时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就像印象派的画风一样，近看画中的每一笔都感觉是混乱的，但是退后一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幅伟大的作品，因为你退后一步的时候就能看出画作的整体思路了。”[5]这种“集体理性”使得消费个体在共享经济中对某项具体的消费可以形成“最优认识”，从而也就更好地实现了人的存在本性—需要。

其次，不同共享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共享”，使得潜在消费需求得以挖掘。Airbnb、滴滴等不同领域的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当下的共享经济，这些不同共享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会使得过去一些意识不到的消费增长点被得以有效激发，从而实现更好地“解蔽”消费。比如Uber的用车消费数据和Airbnb的短期租房消费数据，类似这样的由“系统化”的消费所积攒的数据之间如果实现比照、汇流，是否会发现新的消费需求?尽管当下尚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共享经济中这样的“交流”仍还较少，但这种使得人们对于消费产生新的、更全面认识的消费“解蔽”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说，正是信息技术实现的共享经济的“系统化”，才使得这种“解蔽”得以可能。

因此，相对传统消费活动，在共享经济中，由于信息技术作为“主体”的介入，使得整个共享经济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作为“技术消费形态”的特征。正是这种技术特征使得“解蔽”消费成为可能:已有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过去无法实现的或者潜在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有效挖掘。通过这种“解蔽”，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消费，使得人的存在本性—需要—得以更好满足，最终实现了人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共享经济中信息技术的这种更深介入，同时也为这种“技消费”模式带来了更多地对消费的“遮蔽”。

三、信息技术对共享经济的“遮蔽”

由于共享经济深受共享经济“系统”中诸多技术子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从而相对于传统消费，共享经济中的个体消费行为被僭越，消费个体变得越来越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认清消费，这种“遮蔽”因此得以产生。

具体地说，为了与共享经济中“虚拟化”存在的消费客体打交道，人们必然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这使得共享经济中消费个体的消费路径更大程度上演变为一种“技术路径”，这种相比传统消费更大比重的技术介入，使得共享经济“系统”中诸技术子要素变得对于消费活动尤为重要，技术子要素层面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共享经济过程的变化，从而最终在技术的层面上影响共享经济的消费结果。比如共享经济中采用什么样的算法就将直接影响什么样的消费对象推送给消费个体，因而在共享经济中这为消费带来了新的“遮蔽”。

这种“遮蔽”随着共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使得共享经济中消费个体由于技术理性战胜了个体理性，受到信息技术新的“技术宰制”;进一步的，这种“遮蔽”可能会在未来使得芬伯格技术政治学思想中所谓的“操作自主性”在共享经济中得以加强，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具体地说，当信息技术在共享经济中成为消费主体之一时，消费活动已不是通过人们的消费技能和消费理性来直接认知和完成的了，其已经变成信息技术带有目的性地“引导”我们那样去认为的消费活动了。在这种“技消费”中，由于“信息化”贯穿着整个消费过程，消费者不得不选择在信息开辟的空间中完成消费活动，整个消费过程都已由信息技术“规定”，消费者只需进行一系列简单的机械式操作，就可以完成整个共享经济活动。相对传统消费，个体理性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最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共享经济中，消费个体由于对于个体理性的丢弃，消费技能逐渐被“去除”，消费个体更为相信技术提供的消费选择而非个体理性的思考结果，从而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变得一定程度上由信息技术“一手决定”，“技术理性战胜个体理性”，共享经济领域成为了信息技术对个体的新的“宰制领域”。尽管当下的共享经济领域尚未完全成为信息技术对消费个体的新的“宰制领域”，但这样的“遮蔽”仍需引起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在另一个层面，众所周知的是，当下社会经济中资本和数据的结合极为紧密，并且这种结合将会越来越密不可分。因而，共享经济领域中信息技术所带来的这种“遮蔽”，则可能会在未来使得共享经济中作为组织权力的“操作自主性”被加强，从而掌控信息技术的组织得以实现对于其自身“元目标”的保持和扩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由于信息技术在共享经济中所带来的“机械化”的消费过程使人们消费技能和消费理性的部分丧失，消费个体在共享经济活动中可能会越来越无力独立理解和掌控消费。这时候，作为(人—技术)这一共享经济主体模式中主体之一的技术，甚至有可能取代消费者而成为唯一的、实际意义上的消费主体，即消费者在消费中的无力，可能会使得其主体地位最终只会“徒有其表”，而这就为在共享经济中掌控信息技术的组织在其中获得“操作自主性”奠定了基础和可能性。

在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学中，“操作自主性主要不是一种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可以动用一系列微观技术的组织的所有权。”[6]在共享经济中，这种“操作自主性”并不是一种强制占有的权力，而恰恰是掌控信息技术的组织通过在共享经济中信息技术对于个体消费者可能出现的技术“宰制”而获取的—由于消费者在共享经济中消费理性和消费技能可能出现的部分丧失，由于未来其自身可能的对于共享经济的无力独立理解和对于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从而在共享经济中，掌控技术的组织就有可能获取这种新的权力。进一步的，拥有了“操作自主性”的组织，就可能会依托这种“操作自主性”来继续不断调整共享经济中的信息技术，以使得消费者对于这种技术更为依赖，最终组织就可以以此从共享经济中收获更大的利益，而其自身对消费活动自由调控的权力也因为消费者的这种技术依赖而可能变得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在共享经济中某种程度上谁拥有了“操作自主性”，谁就有可能是共享经济活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的“尺度”。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信息技术成为了共享经济中新的“技术上帝”，而掌控这种技术的组织则在这一消费模式中具有了某种新的“特权”。

四、结论：改写“技术代码”

信息技术在共享经济这一新兴消费模式中所带来的“解蔽”和“遮蔽”，正如肖峰在讨论信息技术时所认为的那样，“这就是信息社会的悖论之一：信息社会的种种威力强大的新的认识工具和手段，一方面使人朝向‘变聪明’的方向前进，但同时又在一些方面无可避免地‘越来越笨’；我们通过当代的信息技术得到的越来越多，但随之而失去的也确实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我们一直最珍视的东西。”[7]在共享经济中，信息技术不仅仅是作为消费活动的背景出现的，信息技术在这里是作为消费活动的“主体”之一出现的。在这样一种“技消费”中，信息技术决定了当下我们的消费选择，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在共享经济中我们自身的构造方式。它对共享经济的“解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了消费，促进了人存在本性的实现和自身的发展;而它对共享经济的“遮蔽”，则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消费中的个体理性和技能，为消费者带来新的“异化”。可以说，在信息技术能够影响我们在共享经济中之所是这一层面上，技术自主性或者说温纳所谓的“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8]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强调这种合理性，并不是认为这种“遮蔽”一定会最终在共享经济中将我们导向“技术上帝”这一结局。恰恰相反，正如芬伯格所言，技术的发展路径是“事态的议会”，即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存在多元选择的，是一种“多方向模型”(the multidirectional model)[9]。不同的社会价值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技术的社会建构，带来不同的“技术代码”，从而最终对人在未来之所是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因而，为了避免共享经济中信息技术“遮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设法通过建构不同的共享经济中的信息技术，以改写既有的“技术代码”，避免在共享经济中对于消费个体“主体性”的可能剥夺，从而最终实现未来的共享经济向着能够避免消费个体新的“异化”这一可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和注释：

[1][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Benkler Y.The Wealth of Networks: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3][日]三浦展.第4消费时代[M].马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4]Ihde D.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From Garden to Earth[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5][英]维克托·迈克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肖峰.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M].MA:MIT Press,1977.

[9]Pinch,T.J.&Bijker,W.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ifacts,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4,14(3):39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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