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网：第三次全球传播浪潮的新形势，对当今的新闻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黄建友：全球传播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第一个是国际传播时代，第二个是全球传播时代，我认为在第三次传播浪潮中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就是新媒体。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环境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在新闻教育上的最大改变是人才培养定位和质量的改变，要适应新的国际传播时代的人才需求。

新时代对新闻教育最大的要求概括来说，就是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本土情怀，能够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新闻传播人才。第一方面是全球视野，过去只有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全球化的视野，现在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工作者，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培养全球化的视野。第二方面是本土情怀，在当今国际传播的时代，特别是中央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和一般新闻传播人才的新要求下，必须要对本国国情和本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这一要求需要我们从人才培养理念到课程体系、教学的方式方法做出全新的革新。

陕西网：媒体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新闻学科建设应该如何定位？有哪些实践经验可以分享？

黄建友：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角度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总体上是落后于业界发展的。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和学科的壁垒没有打破，这对于全球视野、本土情怀、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近两年我们学院也做了一些探索。

第一是人才培养的环节上实现专业的全媒体转型。媒体需要融合转型，专业也需要新媒体转型，包含以下三个举措：一是将学院现有6个本科专业界限全部打破，让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成为其他专业的选修模块。学生可以选到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进行自由组合；二是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课程体系的重构，通过当前社会、行业对于新媒体人才的需求，按照内容和运营两大模块进行重构。三是根据新需求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更新。

第二是实现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在本科阶段和其他学院联合进行人才的培养，学院2019年推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计划，跟欧洲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进行联合培养，学生既要学习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西班牙语的专业考试、英语的专四专八考试，实现外语+专业、专业+外语的有机融合，也跟学校的高级翻译学院进行课程和师资的共享。如果说第一步实现的是学院内专业壁垒的打破，第二步实现的就是学院之间壁垒的打破。

在研究生层面和外国语言文学进行交叉融合，在外国语言文学下开设国际新闻的方向，今年申请了国际传播自设二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实现新闻传播跟外国语言文学的交叉融合。

第三是走开放办学之路，过去高校更多是跟媒体单位进行联合人才培养，进入全媒体时代，还要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进行联合人才培养，我们和省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建设了陕西对外传播实践研究基地，为陕西省政府的英文网站采制节目。

陕西网：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它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建设路径是什么？

黄建友：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又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意见。第一，从这一系列举动能够看出来，媒体融合不仅是行业发展的需要，更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第二，从行业来说，伴随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传统主流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主流媒体被边缘化意味着阵地失守，更意味着行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第三，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能发声，但舆论场中仍然需要专业化的媒体机构为社会带来更权威更真实的信息共享经济专八题目，不至于互联网的信息生态是一片散沙，信息良莠不齐、真假不辨。

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路径涉及方方面面，从大方面来讲大概总结为两大路径：一是借船出海，传统主流媒体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微博、微信等商业化的平台来发布自己的内容。比如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抖音号等。另一种叫造船出海，去造一艘自己的船去参与市场竞争，打造自己的平台，推出自己的APP、搜索引擎，云端等。

在主流媒体的建构路径认识过程中，我认为要经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再到两者并重的过程。传统认知中主流媒体擅长内容生产，不擅长商业资本运作和平台的搭建，认为传统媒体的优势是内容，把内容做好就行了。但现在更多的媒体认识到真正具有话语权和流量效应的是平台。近些年来中央级的大型媒体着重开始去做自己的平台，拥有自己的平台才能更好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但是自己去造船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借船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初步构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体系，既有自己的船，也借别人的船，实现多措并举。

陕西网：如何理解媒体融合中要强化的互联网思维？对于主流媒体来说互联网思维的培养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黄建友：互联网思维这一概念提出时间比较久了，在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也提到强化互联网思维。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这一概念。一是去中心化的传播。这是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传统媒体的传播是由中心向边缘扩散，但互联网传播没有固定的中心，在网络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节点。第二是连接的思维。传统媒体的传播是弱连接的状态，信息发布出去之后缺乏相应的受众反馈机制，是一个弱连接的状态。但互联网传播，特别是基于社交媒体的传播是一个强连接，拥有即时反馈机制。第三是微传播共享经济专八题目，博客出现之后就出现了微博、微信，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呈现出微、小、短的特征，契合了互联网每一个人都是传播者的特征。

传统媒体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应该紧紧抓住以上三个特征，在具体的构建实践中去灵活运用。互联网的微小、轻量级传播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之间恰恰感觉是冲突的。我们在谈到媒体融合的时候会想到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但往往会忽视人民日报除了中央厨房之外，还有无数机制灵活的工作室，他们跨部门、跨领域、跨专业，可以随时自由组合，集中于云端这一庞然大物之上，就像是蚂蚁和大象并存，这就契合了当下互联网思维的传播语境。过去我们讲受众是不确定的大多数，但在互联网思维下要强调用户思维、垂直领域思维，现在很多地方媒体在实践中不求大而全，甚至只做一个领域，在垂直领域去深挖，体现了以上互联网传播的特性。所以说理解并运用互联网思维对新型主流媒体的构建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陕西网：融媒体趋势下国际传播的新模式是什么？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国际传播新业态？

黄建友：这个问题抓得非常准，也是国家较为关心的问题。今年的5月31号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讲话，我们也是反复在学习。能够看出近年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初步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疫情之后，客观来说我们在国际上面临的困境更大了。伴随新媒体的发展沟通交流应该更方便，应该更能共识，但为什么会有更多不理解存在？全球共识没有因为媒体渠道增多而扩大，相反造成了更大的隔阂，原因在哪儿？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是国际传播的主体更为多元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国家、非政府组织，但现在个体、自媒体都参与到国际传播当中，国际传播由精英走向了民粹。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学术媒体、各类专家，尤其是大量网民等个体都在发声，呈现出众声嘈杂的状态。第二是传播渠道全媒体化，为每个个体传播都带来了便利，放大了文化偏见，客观上反而造成了不同国家、区域之间文化距离的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应急风险传播体系，由专家、官方和民众多元参与构成的一个科学体系。

陕西网：您认为当代融媒体研究院的设立对于陕西的媒体融合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黄建友：一是平台作用，研究院的设立为媒体与政府，媒体与高校，媒体和企业之间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组织论坛会议，项目对接，发挥沟通中介作用。二是智库作用，陕西的媒体融合发展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无论在理念还是行动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一方面可能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智力支持系统的不足有关。研究院通过调研形成报告，为陕西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做法，助推陕西媒体融合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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