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颜云霞

“无平台不经济”，平台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成长的烦恼。

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此前，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依规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这是自2018年首次写入“平台经济”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第四次提出发展平台经济。

那么，被中央屡次“点名”的平台经济到底是什么？平台经济具备哪些特征？现阶段平台经济的运行和监管存在哪些不足或短板？如何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无处不在的庞然大物

谈平台经济，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但提到淘宝、京东、美团、滴滴，多数人都不会陌生。这些企业，正是平台经济的重要参与方。

“平台经济是由某一类商业模式形成的经济形态，这种商业模式通过提供真实或虚拟的交易场所以及相应的服务，促成多方交易而获取收益。”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姚震宇说，传统的集市和各类交易所就是平台，传统平台往往拥有物理空间、场所设施；当下讲的平台，主要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它们依赖于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给顾客提供接入门户终端和服务。

据中国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治理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企业。在我国，已涌现出20家市值超100亿美元的超大型平台企业，大多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

在姚震宇看来，互联网平台企业至少可分为三类，即提供商品交易平台的企业、提供服务交易的平台企业、提供投融资交易的平台企业。现实中，平台企业有不同的盈利模式。就商品和服务交易平台企业来说，一种是以收取加盟费为主要营收来源，例如淘宝、京东；一种是依靠在交易额中自动扣除服务费，例如滴滴打车。“平台企业真正关注的往往是由平台服务衍生的好处，主要指平台提供第三方支付结算及其产生消费金融所获得的收益。”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经崛起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实现业务收入3193亿元，同比增长24.9%。无论是购物、出行，还是吃饭、学习，平台经济影响到几乎所有经济主体和消费者，利益攸关方可谓无所不包。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吕永刚认为，平台经济带来了信息的便利、消费的便利，也带来了就业创业的便利。它不仅本身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创业机会，还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各种业态相渗透，让机会更多了、门槛更低了，产生更大的就业创业空间。

去年疫情封闭期间，以外卖送餐为代表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订单大增，各类平台启动如“无接触配送”等积极举措，令人印象深刻。“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除高效科学的防疫措施和及时复工复产等因素之外，平台企业对打通整个宏观市场经济的‘梗阻’也起到不可替代的疏通引导作用。”姚震宇说。

垄断：“屠龙少年”忘却初心

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一些平台以不正当手段打压排挤对手，力求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有的逼迫消费者“二选一”，有的一旦获得垄断地位之后就提高“佣金”和“服务费”，或逼迫商家“二选一”，限制消费者选择权。“不少平台一垄断就‘变脸’，不仅‘吃相难看’，更影响到市场公平竞争、消费者和商家合法权益，已经到了必须规范整治的时候。”吕永刚说。

平台经济为何容易形成垄断？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柳认为，从产业的角度看，传统产业较难形成集中度，一般产业都会形成数家乃至数十家企业参与竞争，而平台经济由于经营不受地域、时间、空间、自然资源等条件限制，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平台经济拥有边际成本递减，而边际收益递增的优势，规模越大越有价值；另一方面，头部平台利用其所积累的大数据优势迅速形成先发优势，形成进入壁垒，抑制后发企业进入发展。

平台经济垄断不但影响正常市场交易秩序，更遏制行业创新。2017年6月，美国互联网平台商谷歌因妨碍消费者的选择，遏制创新，被欧盟开出24.2亿欧元的天价罚款。在我国，《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相关文件相继发布，向互联网平台垄断强势“亮剑”。

有专家指出，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类似于所谓的“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反垄断，就是要让屠龙少年在屠龙完成以后，不会变成恶魔，不去作恶。“平台经营者贵在守住初心。”姚震宇表示，商品交易平台企业无一例外的初衷是给小微企业插上“隐形的翅膀”，让创业者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但平台做大了以后，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平台影响力和垄断地位，成为敲诈小微企业的“黑手套”，从创新平台降格为“收租平台”。

信用：硬核支撑并不“硬核”

平台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是平台经济的硬核支撑。然而，现实中这一硬核支撑并不“硬核”。不仅是产品服务质量不高、不实宣传等一般性信用问题，平台经济的信用问题带有明显的大数据特点。

比如，饱受舆论诟病的“大数据杀熟”。早在2018年，就有网友发文表示，两个人使用某平台打车软件，从同样的地点出发到相同的目的地，但价格却大相径庭。去年9月中旬，据微博上发起的一个投票显示，约有1.5万人认为自己遇到老用户价格明显差异的情况，占到所有投票人员的近八成。今年央视“3·15”晚会，也再次曝光了一些平台企业存在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再如，用户信息安全。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才搜索过某品牌新款手机，同款类似的产品就占据你的手机页面；刚在朋友圈“点赞”某人高颜值，“美容整容贷”的推荐就翩然而至；你的个人信息，被网络卖家、外卖骑手以不到一毛钱的价格出售，各种骚扰电话随之纷至沓来……互联网平台过度获取用户信息，以及对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严重不足，相关新闻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对数据收集的过度、整理的不规范、储存的不安全、使用的无界限，是当前平台经济的主要问题。”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张为付说，一些平台依赖大数据的开发，深度介入消费者行为隐私范畴，使消费者感到不安全。

“平台可以利用客户信息为商家提供更加精准的广告，提高广告效益，但是，这里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姚震宇认为，有一个说法，中国的数字平台经济的大发展得益于民间的弱产权保护意识。也就是说，平台经营者若干涉嫌损害消费者隐私、利用顾客个人信息的业务，在市场法规和道德秩序完善的前提下，是要经常吃官司、根本行不通的，但这些业务在当下现实中却是平台经营者的盈利点。

在他看来，平台经济的商业伦理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掌握了特殊的经营资产——大数据，利用大数据精准推送，进行搭售、信息轰炸、诱导过度消费等行为，这些对平台来说，是在创造“商业价值”，是自己的业务增长点，但对消费者来说，这些是骚扰，制造了不悦、甚至造成了伤害。

监管：“看不到”与“管不了”

作为与传统行业完全不同的新业态、新模式，平台经济让监管更加困难，监管短板凸显，传统的“一刀切”或“自由放任”监管模式很容易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现象，但需引起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张为付说，在过去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监管上可能有几件事情有所疏忽：一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平台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平台经济从萌芽，到兴起，到高速成长，模式不断发展成熟，规模空前壮大，不过20年时间。二是对平台经济发展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当平台经济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发展时，业界和理论界对平台经济的认识却落后于实践，分歧多于共识，对平台经济引发的新现象、新问题认识不够深刻、判断不够准确。三是对平台经济发展扶持大于监管。

吕永刚认为，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至少反映两方面的监管漏洞，一是监管存在盲区。平台经济虽然看似信息透明，实则具有很大隐蔽性，特别是一些平台掌握大量的大数据信息，具有很大的信息垄断权，让监管方难以及时跟进。二是监管存在失灵，面对平台经济的“全新打法”，许多传统监管手段不再有效，加之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导致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

当然，监管本身也并非万能。姚震宇认为，当前平台经济出现的若干问题，主要根源在于平台经济自身的属性。作为新经济形态，它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性比较强，平台交易的广泛性、虚拟性和双向网络外部性，塑造了平台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因难以对新生事物做到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监管不一定是保障这种经济形态行稳致远的主要机制。”

开方：既要“用好”也要“管好”

1996年，尼葛洛庞帝预言了“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他的很多预言都已实现，虽然分散权力、全球化加速的场景没有如期而至，但新冠肺炎疫情显然让我们更主动地拥抱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是实证。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了平台经济发展的战略和使命，即要立足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而任务就是要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同时，会议也释放出平台经济“发展和规范并重”的信号，要求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

“对于当前平台经济出现的问题，不能因噎废食，而要大胆试、努力治。”姚震宇说，实现平台经济的“善治”，首先要提升认识、加强研究，对其特殊性予以充分考虑。其次，坚持两个底线思维，一是安全的底线，包括用户的数据保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底线；二是消费者和客户利益底线，即平台不能侵害消费者和客户利益。第三，对平台要分类管理，创新“放、管、服”的方式和技术手段。第四，要有协同治理思维。平台经济出现的问题并非都是法律边界内的问题，很多是商业伦理问题，涉及的责任主体往往既可能是平台经营者，也可能是平台内经营者。这些问题往往植根于平台经济的基本属性，专业性较强，法律监管的难度大，因而需要在培养平台经营者战略眼光、社会责任感和自律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口碑、媒体舆论压力、行业协会监督和政府监管等在内的综合治理体系。

张为付认为，推动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对平台经济的鼓励扶持力度不能下降，因为平台经济毕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对平台经济的扶持鼓励和规范管理要同时进行。对存在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减少降低平台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要深入调研、提前研判、提出对策。整个社会在对平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要提高对平台经济运营的监督，共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平台经济出现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治和监管等制度力量的缺乏，为此要快速填补制度漏洞，强化法治规范、政策引导，让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法律和监管‘长出牙齿’。”吕永刚说，但也要看到，平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创新，加强监管不是要抑制、打压竞争和创新，反而是通过规范竞争、防止垄断，为平台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在监管上，既要加大监管力度两会互联网 共享经济800字，也要包容审慎，为平台经济的创新留足空间。对平台经济之上的消费者和商家来说，面对可能存在的平台巨头的垄断，或其他平台问题，要大胆发挥监督员的作用，敢于并善于维权。“既然平台经济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大家的积极参与，将成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可靠力量。”

在陈柳看来，政策监管当不止于解决平台经济存在的各种问题，更在于引导大型平台企业将自身发展目标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两会互联网 共享经济800字，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科技创新上来，使之成为我们国家科技竞争的主要力量。

（本文图片均来自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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