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在这个阶段，选择做“供给侧改革”呢？毕竟如果这个事情逻辑这么清楚，不是早就应该开始做了吗？”

作者的这一段摘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如果不去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实行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去提升它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那就必然背离了他们的最优结构水平，从而使企业变得缺乏自生能力、经济发展效率低下。

传统观点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距在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却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所引起的。

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他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其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前文说过，结构经济学有点像“不管底子如何，直接上最先进的”，这种方式听起来就要失败（但放到当时，可能听起来就很正确）。

而作者的理论之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新”，我觉得体现之一，就是对于结构的选择，不再是无脑选择，而是如摘录所说，根据国家的“禀赋”进行选择。

我自己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做“供给侧改革”，原因之一就是：

经过多年的中低端制造积累，以及我国工程师红利逐渐明显，我们国家的禀赋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政府是时候出手、引导产业向更高级的地方进发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gdp已经不低，再叠加大敌当前的“老龄化”，我国的经济，还能通过这种“供给侧改革”的方式而发展吗？

看看下面这段摘录：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发挥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

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

因此，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作者的答案，首先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能”。

因为，虽然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人均gdp，如今也就是美国的20%出头，考虑到人均gdp基本可以代表产业的先进程度，从这个数据就能看出：

我国的产业先进程度，跟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

到了这一段摘录，作者的“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政府的定位，就已经差不多说清楚了，即前文说过的“有为政府”和“充分竞争”。

具体来说，政府要采用各种方式，促进“供给侧改革”、引导产业向着更符合本国禀赋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创造一个企业之间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供需情况，这样，企业家才会像摘录的最后一段一样，获得清晰的信号。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共享经济有的例子，但是这几年，经济换挡、增速下滑的压力很大，又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的天灾，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能不能做好呢？

看看作者的观点：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共享经济有的例子，但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当面对外界冲击或是经济周期性下滑时，我们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去消除增长瓶颈。

此外，在产业政策方面，发达国家想要推行产业政策也比我们困难。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都是世界最前沿的，想要进步必须发明新的技术、创造新的产业。

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产业是发展短板，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倒是第一次听到，他讲了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已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也基本完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多少基础投资可以做了。

而中国不一样，这么一个辽阔的国家、发展先进程度高度分化的国家，只要规划得好，国家有大把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做，而这些都意味着对经济的拉动。

第二个方面，我们除了基建，还有更高端、生产率更高的高端产业可以选择，这也是政府现在引导的方向。

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样的产业都要靠多年的研发投入去培育，不可能有现成的方向。

上面这些内容，我从我理解的角度，讲了作者这本书里的一些核心观点，这些观点解释了很多我潜意识里的困惑，让我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得非常开心。

除了这些，我还想分享两点重要的收获和感触。

第一个，是关于“主义”的选择，先看看这段摘录：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杨小凯、张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

在他们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外生的，所以避之唯恐不及，去除地越快越好。

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也是内生于保护因违反比较优势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规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

因此，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安排。

这本书阅读感受的第一篇文章，我就提到经济学有很多“主义”，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大的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更强调市场的作用，“看不见的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一类更强调政府的作用，“市场会失灵，政府必须作为”的凯恩斯主义是代表之一。

这两类方向，在我国也都存在，我国的学者，一类对政府干预经济比较反对，一类则认为正是政府的作为，助力经济实现了增长。

摘录这一段，作者很好地解释了他和张维迎观点的异同：

就共同点来说，他们都承认：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另外，他们也都承认：当下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扭曲，而这些扭曲，很多是由于政府干涉经济而出现的。

他们的分歧点在于：

张维迎认为这种干涉和扭曲，是没什么必要的，应该尽快去除；

而林毅夫认为，这些干涉和扭曲，是“两害相称取其轻”的做法，这种做法不完美，但很必要，而且火候未到时，不能轻易改变。

当然，这种“双轨制”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很畸形的做法，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80后及以前的人，可能都听说过的“倒爷”，书中也有提到：

在双规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场价与计划价之间的差异，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倒爷”，因其贪污腐败之风盛行。

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拿到官方配置的屋子后，再转手倒卖掉，通过吃差价来发家致富。

至于这两种类型的原因和例证，尤其是林毅夫先生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例证，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读者们可以自行选择相信哪个。

我想分享的最后一个感触，来自于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摘录如下：

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张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他的什么呢？

张维迎主张回归到《国富论》中的观点，即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这一段让我很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向经典致敬”，如果只是“致敬”，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我很同意作者的观点：

对一个作者最大的致敬和回归，就是对他的观点灵魂的回归。

换句话说，观点伟大，本身当然是值得尊重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过程。

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代又一代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眺望前方的世界。

我拿投资来举例子。

格雷厄姆作为价值投资的教父，包括巴菲特作为价值投资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很多观点，当然可以拿过来直接使用，尤其是巴菲特的很多观点，多年未变、也不曾过时。

但投资毕竟不是一门硬科学，不是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里面或多或少要涉及到主观判断。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巴菲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某个数学公式、通过它就能作出一些奇迹的投资。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告诉我们的，都是“股权思维”、“市场先生”、“安全边际”、“能力圈”这样的概念。

有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天天念叨“能力圈”，并不能让我们投资水平提高（当然，仅凭牢记这一条，就能让我们避开很多危险）。

我们投资水平的提高，只能靠自己一份一份地读年报、一个一个地想清楚投资体系、一次一次地理性决策来实现。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最后一个观点：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前方，风景宜人，但想要到前方热土上探寻财富，还是需要我们整理好大师们给我们准备的各类武器，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心怀感激地走下去。

最近我梳理了过去两年我分享过的、我认为值得购买的投资书籍，在我的XX号（villike的财务自由笔记）后台输入推荐书单就有了，祝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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