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反思在应对紧急公共事件时的对外依赖，试图重构世界产业链格局；还有个别国家借此从政治上推动逆全球化，鼓吹“脱钩”等。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出口业务，势必遭到一定冲击。因此，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需求和投资两侧发力共享经济时代下如何发展农业，对冲出口需求降低带来的风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以新基建撬动国内大规模投资。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启动大规模新基建，建设和形成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在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通过政策激励和经济激励等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第二，以新消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疫情影响和观念改变，消费者更加注重绿色、生态、品牌和安全需要。政府需要以出政策、保供应、保秩序、畅通道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到网络购物、医疗养老、教育培训、旅游休闲、绿色食品等新消费领域。实现新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通过就业政策、收入倍增计划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政策工具千方百计增加居民的收入；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抓好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适应新消费的需求。

第三，以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当前我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要以打造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实施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有效的，我们需要把握好两点：一是实现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和品牌化等方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培养一大批隐形冠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统行业龙头企业。二是积极布局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国家创新体系，重点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5G信息技术等领域布局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国家创新基金引导社会资本积极进入相关领域，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第四，以农村“四新”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市场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其具有市场规模大和内需潜力大等特点。启动农村“四新建设”扩大内需，需要创新举措。第一，大力推动农村新基建。重点做好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生活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第二，进一步刺激农村新消费。重点做好农村住房改造、汽车和家电下乡、教育医疗等服务。第三，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重点是要立足农村的资源禀赋，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农业技术和商业模式等共享经济时代下如何发展农业，发展现代高科技农业、新型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第四，加强农村新人才队伍建设。重点解决大学生村官、农技人才、社会人才、农业职业经理人等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通过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扩大农民内需。

第五，以新科技创新工程抢占新高地。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面对中国高科技被封锁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两难处境，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技术和新科技领域的突破，抢占世界前沿科技创新高地和产业链、价值链高端。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的GDP和主要产业链几乎一半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恶化，台湾海峡、中国南海等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等重大风险事件将会极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所以从国际政治和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要加快布局西线工业走廊，在兰州、西安、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组建国家级的科研创新中心，在走廊沿线有制造业优势的城市打造国家级的智能制造中心。

（作者：易敏利，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