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共享经济 传销，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自由度的日益增高以及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日新月异，新型网络传销犯罪正呈现出逐步赶超或取代传统传销犯罪活动的趋势，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更严重的危害。本文以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2017年审查起诉的五起网络传销犯罪案件为例，总结特点，剖析原因，并提出打击和预防网络传销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网络传销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近年来，我国信息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网络智能化不断推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8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半年增长率为2.7%，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年底提升1.1%，超出全球平均水平4.6%。庞大的网民群体促使了电子商务新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新型网络犯罪也逐步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

而在种类繁多的网络犯罪中，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版”共享经济 传销，既兼具传统传销犯罪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受害群体损失惨重等特点，又有网络犯罪隐密性、虚拟性、迷惑性等特点，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影响力远远大于传统的传销犯罪活动，不仅给传销参与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容易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影响社会安定，又阻碍了直销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一、网络传销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网络传销犯罪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已审查网络传销案5件50人，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3亿余元。分析他们的犯罪手段与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而传销组织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单纯的以网络直销为名义的传销组织。如山东聊城市盛大华天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盛大华天公司）通过网上商城销售价格虚高的玛咖酒、胶原蛋白等保健产品，收取5000元、10000元、20000元不等的入会费，然后根据入会费金额成为该传销组织银卡、金卡、钻卡会员，并通过设置开拓奖、层碰奖、对碰奖、保本奖等多种奖金制度，吸引会员再度发展其他人员入会，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

二是以认购虚拟网络币为名义的传销组织。假借虚拟货币这一新生事物吸引大家的关注，而一般群众不了解这种新型金融传销，容易上当受骗。如前海金港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前海公司）推出至尊币，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1：2.1，用1000枚、5000枚、10000枚至尊币分别购买小型、中型、大型虚拟挖矿机，一年时间内每天可挖掘数量逐渐增多的至尊币，并通过挖矿业绩奖、管理奖以及收取下线投资额的5%作为返利依据，吸引会员入会。

三是以电子商务+直销+连锁三位一体的叠加式营销模式。如总部设在新化县上梅工业园的湖南科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科迈公司）歪曲国家政策，以直销为掩护，在网上经营奉佳网，发展网络会员，下设众和国际系统，谎称有“三农补贴”可以返本，夸大盈利前景，以500至25000元不等的加盟费，由低到高成为公司一星至五星会员，通过直销奖、领导奖、永久性股东分红以及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返利分红依据，吸引会员入会。

（二）网络传销案件呈特征化

1、犯罪行为隐蔽性强。网络传销成员和组织之间依靠网络联系，参加者缴纳入门费或购买网络服务、网络产品的付费方式大都是网上支付，虚拟性强，也更加隐蔽，使其犯罪行为的发现远远难于传统意义上的传销犯罪活动，加大了国家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研断和把控网络传销活动的难度。

2、犯罪活动欺骗性强。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纷纷“触网”，通过注册公司，以认缴股权的方式，打着“投资理财”、“网络直销”等旗号，转卖他人产品或挖掘虚拟货币，欺骗群众加入传销组织，披上“合法”的外衣行“非法传销”之实。这种极强的欺骗性，使得网络传销犯罪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的传销犯罪。

3、犯罪主体趋于年轻化、高学历化。以珠晖区人民检察院2017年审查的网络传销案为例，犯罪嫌疑人的平均年龄是44岁、大专文化以上的12人（含1名研究生学历），其中盛大华天公司案的一号犯罪嫌疑人马某某29岁，前海公司案的一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33岁，科迈公司案的一号犯罪嫌疑人欧某某40岁。他们的洗脑手段层出不穷，如以爱国情、民族情为幌子，精心包装，吸纳会员，以低价或平价卖国产，从高入会费中得返点；通过免费组织大型会议、招商大会、旅游参观团，造成公司资本雄厚，前景优越的假象，诱导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加入传销组织。

4、被骗群体特征突出。参与对象往往是缺乏知识、常识、经济条件尚可的老年人、离退休人员或农民、生意小贩等社会底层人员。这部分底层人士有时间、有需要但又缺乏判断力，往往容易上当受骗，甚至有部分参与对象存在被多个传销组织吸纳成为参加者、多次受骗的情况。

5、网络传销活动难以控制。网络传销活动是通过网络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大多时候，成员之间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和发展会员。有的成员为扩大业绩还会通过盗用他人身份信息或者编造虚假人员信息等手段，发展虚拟下线，致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执法机关难以发现、控制网络传销活动，难以掌握犯罪数据，核实帐户、人员信息以及调查取证。

6、社会危害性较传统传销大。网络传销活动以互联网平台为传播载体，不存在时间、地域方面的限制，且对人员和资金的管理也更加方便快捷，使犯罪分子可以以低廉的成本来实施更大规模的犯罪行为，大大降低了犯罪成本和面临的经营风险。同时，由于网络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网络传销活动一旦成案，很容易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加上其快速的资金流转，网络传销犯罪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传统的传销犯罪活动。

二、引发网络传销案件的原因分析

1、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直销与传销的本质区别在于，“直销主要是以销售商品为主，并以销售额的高低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而传销是以发展下线，‘拉人头’的数量作为计酬标准，并收到高额‘入门费’”，而受骗群众基本分不清“传销”与“直销”。以珠晖区人民检察院为例，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发现，有的人仍搞不清自己哪里违法了，为什么违法了。在此种认知下，受骗群众对自己的安全防范和法律意识无从谈起，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扩大宣传、拉人入会。

2、网络市场的监管缺位。与传统意义上的集贸市场、超市、商场相比，网络交易市场更具开放性，甚至呈现“零门槛”状态，监管部门不能有效审查各类经营者的资质，从而造成部分缺乏职业道德、见利忘义的不法分子进入网络交易市场。而网络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主要以电子数据为主，不似传统的纸质数据易保存、易辨别，电子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删改性，也为执法办案、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

3、风险投资的从众心理。网络传销组织者往往推销的是一种发财致富的理念，没有真实的产品。而民众一旦相信了这种理念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一些民众利益当头，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积极参与其中。这是导致网络传销案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

4、现行立法稍显滞后。一方面，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网络传销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更没有对网络传销活动的管辖、认定、处罚方式和手段做出明确规范，给监管部门的执法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网络传销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仅以传统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加以规范。法律监管上的空白给了一些网络传销组织抓住漏洞的机会，打着“电子商务”、“资本运作”的幌子，游走在直销与传销、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5、现有罪名定罪量刑标准较低。一是法定最高刑较低。《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而，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其他财产诈骗犯罪的危害性小，甚至其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容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危害。而其与集资诈骗罪等其他财产诈骗犯罪的量刑处罚相比较，显然过轻。二是追诉标准较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第1款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在一个传销组织里，除了组织者、领导者外，还有积极参与者和一般会员。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积极参与者一般不以犯罪追究，这就使得有一大部分在传销组织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参与人员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这种归罪方式一定程度上放任和纵容了网络传销犯罪分子，不利于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打击传销犯罪。罪犯侥幸心理大于惧怕，积极参与者将会更加猖狂，传销犯罪活动更会屡禁不止，最终受害的是那些底层受欺骗的参与者。

6、调查取证难度大极大地减弱了打击网络传销犯罪活动的效率。一是公安机关在沿资金链条顺线倒查时，发现大量涉案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进行周转，给资金追缴工作带了很大困难。二是网络传销在网上发展会员，各自身份往往是假名或代号，操纵者也由明转暗，躲在幕后，下线一旦被执法部门查获，上线能马上逃无踪迹。三是波及地广导致侦破工作难度大。由于网络的便捷性，一个传销组织的犯罪活动区域跨度大，往往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查处网络犯罪时掌握犯罪数据，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寻找证人，搜集证物、证言，给核实帐户、人员信息以及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是网络传销犯罪的管辖权不明晰。由于网络传销犯罪活动所具有的“复杂性、粘连性、广泛性”特征，由各地执法机关查处本地区的传销组织或者由传销组织主要所在地的执法机关来管辖，都不能实现高效、准确地打击传销犯罪的目的，甚至出现一些执法机关基于为地方财政经济利益驱动或人力、物力不足的原因，出现争相执法或推诿扯皮的现象。

三、破解网络传销犯罪打击难的几点建议

1、强化法治宣传。加大力度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常识，提高普通民众自我防范和自我约束的水平。引导普通民众认清各类传销活动的本质和危害，自觉抵制各种诱惑，通过正面宣讲、反面典型案例警示，让民众理性消费、理性投资，防止因侥幸、贪婪、一夜暴富的心态而上当受骗甚至堕入犯罪领域。

2、强化市场监管。完善制度，加强直销行业的约束机制和网络市场的监管机制，建立由公安和工商主导，电信局、银监会、房管局等部门参加的联合执法机制。逐步构建互联互通的网络监管平台，加强与注册登记、竞争执法、消保、商标、广告等内设机构的协调配合，加强对电商平台以及互联网企业的财务数据、经营数据的监管，推动传统的手工监管模式逐步向以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为主的现代监管模式转变，实现监管网络化，解决网络违法行为发现难、定位难、取证难、查处难等难题。

3、强化部门合作。加强与公安、通信管理等部门的沟通联系，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协作，实现网络市场监管的归口管理和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形成网络市场监管合力。由于网络传销组织往往跨越多个省市，网上网下都有活动，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必须加强跨地域协作配合，增强网上网下一体化监管和联动办案效果，为打击网络传销犯罪提供联合保障，有效维护网络市场秩序和普通民众合法权益。

4、强化技术保障。开发电子商务监管平台，建立完善的网上巡查制度，对网络市场经营主体进行适时监测，及时发现涉嫌网络传销行为。尽快提高专门针对网络传销违法行为的“电子取证”调查技术，从规范电子证据取证流程，确保和提高电子证据的证明效力角度出发，建议尽快出台旨在规范电子证据调查收集方法的规章和文件。

5、完善法治建设。将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区分于一般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是明确规定网络传销的概念、定性、表现形式，并纳入法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为执法部门打击网络传销犯罪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制定适当的定罪量刑标准，从传销人数、层级结构、涉案金额等方面考量情节轻重，对于情节严重的传销犯罪行为，应参照其他财产诈骗类犯罪，适当提高其法定刑标准，增设没收财产刑，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法理精神；三是提高追诉标准，将积极参与者纳入追责范围，加以规制，如负责对传销人员进行指导、管理的人；四是完善并明确传销犯罪的管辖权归属，由于互联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网络传销活动往往涵盖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参加人员，明确管辖权，选择利于开展侦破、审查、审判工作的主要犯罪人员所在地有管辖权。

总之，网络传销案件参加者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涉案的资金数额更动辄上亿元，已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一颗毒瘤，打击网络传销犯罪活动迫在眉睫。一方面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法律法规，预防和打击网络传销活动，另一方面强化法治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防范意识，内外结合，从根源上铲除传销犯罪活动的土壤，才能更好的维护我国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健康、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