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1金融界领航中国年会”上的发言（2021.12.8）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论坛 。 我在线上和各位做个交流，围绕着 “ 全球经济与中国格局 ” 这个主题，我想先谈一下自己对于全球化和 它 所遇到的挑战的认识，然后再进一步 推展 到现在中国决策层已经明确提出的 “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

中国的双循环，是对全球经济而言的，在其逻辑上来讲，首先要认识我们已经处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全球化讲的是整个世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密切关联。从经济生活到以经济为基础展开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可以说是于前面100年到几十年里更清晰地展现在人类社会面前的，如果说追溯更早的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类社会的联系呈现日益密切的这样一个进步过程。

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前面几十年里，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市场，我们的开放就是要拥抱整个的外部世界，要和人类社会这个“地球村”各方，形成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我们的开放，也合乎逻辑地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开放。

那么现在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首先我们要肯定的，就是已经由人类社会实践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不断地使生产要素在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国际概念的大市场中间，有更加充分的流动，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动，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十年发展过程中间的所谓“逆全球化”，它具体的表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发达经济体过去他们高举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这方面的旗帜，这样的经济体近年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单边主义，许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有进一步的抬头，还有就是一些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我们所知的头号强国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那种霸凌主义的倾向，也在这些年表现得非常清楚。

对于中国，美国现在实际实施的是一种遏制方针，也是和全球化相违背的这样一种逆全球化的表现。对此我们无可回避，必须面对这种挑战，处理好这里边复杂的双边关系与相连带的国际关系。但是在处理这样的挑战局面和复杂的多边关系以及这里边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中美双边关系等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全球经济发展主潮流和基本趋势的判断。概括的说，就是逆全球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并不能够使全球化的主潮流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它遇有逆流，但是主潮流还会继续发展。

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注意到有中外的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在基本的认识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经过前面几千年的有文字产生以后的文明发展历程，在最近几百年间特别突出的、影响全球全人类的事项，就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又有了工业革命，一直延展到当下的信息革命。

学者们的一项重要认识，我觉得可以简单地表述一下，就是这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后的发展历程中，已有反复的印证，就是全球统一市场在矛盾演变的过程中间作为一个一体化主潮流，在不断发展和越来越成型，进而去影响着各个经济体，影响着各个民族国家他们自身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以工业革命开启而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国家、各个经济体形成一个共享全球产业链的统一市场，这个大方向上的发展过程总体而言已不可能被逆转。大量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有种种的干扰因素，但是这个全球的市场从中长期来看，谁加入谁就可以获得相对好的发展结果，谁封闭谁就必然要落伍，要被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边缘化。

我们中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是进一步锁定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看到这个现代化的和平崛起之路，有希望越走越宽。2020年的全面小康已经如愿实现，在后面的30年，中央已经清晰地勾画了“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部署，到2035年要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到2050年，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中国的这样一个现代化和平崛起的过程，我们也已经表述为它是进一步的和其他的经济体互动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过程，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顺应客观规律方面，我们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要高举全球化的旗帜，要进一步地在高水平的开放过程中间和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更好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融资交流，乃至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在认清人类文明发展全球化大趋势这个认识框架，和相关的发展战略思路指导之下，中国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间，既是完成自己的“大踏步跟上时代”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要更好地对人类福祉、对整体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这里面，也包括着现在各位也一定特别高度关注的中美关系问题。

在2018年所谓贸易战打响之后，中美关系应该讲很清晰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基辛格博士的说法，已经回不到从前。美国它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关注到中国的发展在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一般判断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2/3左右的时候），美国朝野空前一致地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是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样一种认识。

如果比较直截了当的说，这表明的是人类文明不论怎么发展，不论有听起来多么动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样一些原则取向，但是到了老大认为老二有可能要追赶他乃至追上他的时候，一种丛林法则就发挥作用了：美国作为居于老大地位上面的这样一个头号强国，一定要遏制老二。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间，他对于有这种老二地位的经济体，已经有过各种各样我们可以观察到实施打压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国现在和美国这个关系，确实进入了这样一种美国很清晰地把中国作为主要压制对象的新阶段。但是，如果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不可能被颠覆，全球化在中美之间的关系里面已经有了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的这个经济基本面上的这样一种客观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理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耐心，争取在中美关系处理过程中掌控分歧，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贸易战（也带有科技战、外交战等色彩）中，我们要争取“斗而不破”——绝对不能接受某些极端政客所说的什么脱钩。中国自己在总体的经济贸易和其他的社会生活、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里面，仍要积极地继续和外部世界包括美国，发展交流关系。

中美斗而不破的可能性，第一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创新，已经把全球引领进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状态，中美之间是非常清晰地于这样一个共享产业链的基础上，实际上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某种一致性。贸易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处理得好，是可以斗而不破的，即继续在已有的共同点的基础之上求同存异。

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制约，就是中美关系如果比较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说，在核威慑所形成的核战略平衡这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的美苏关系也是利益对抗中都形成了所谓这种敌对关系了，那么就有了一种“战争”的意味，但为什么不是热战而只是冷战呢？就是因为也是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进入核时代，核武器在二战的末期投入实战，而实战中实际的惨烈结果告诉全人类，如果再有核战争，那种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以核武器进行的战争的话，那就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了，而是同归于尽、人类社会可能遭受空前未有的毁灭性灾难的问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核威慑、核战略平衡的制约之下，又同时有了共享经济发展这个概念之下中美共享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经济基本面，我们非常有希望、有必要冷静地正确处理中美的双边关系，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间，经历斗而不破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们要有持久战的思维，在全球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最后走到使美国方面看到中国还是不断地缩小和它的距离，而终于达到新的一种朝野之间的共识，转换他们现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方式，转而考虑怎么样更理智地和中国处理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外交场合上的一些关于国策的宣布，也是非常明确地告诉美方，我们无意挑战美国的头号强国的地位。中美之间，我们甚至强调本质上并不是美国人所说的竞争关系，而是可以实现合作，有和平竞争而更多发展合作关系的一种大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我们从全球经济视角上来说应该看到的主潮流。在认识全球经济发展主潮流的同时，我们要特别地领会一下中国决策层已经作出的明确表述：中国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和平崛起过程中，我们要打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内外循环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它新在哪里？作为研究者，我愿意特别强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向就是在双循环状态运行，我们既有国内的供需互动的循环，也早早就有开放以后面对全球的这样一种内外经济供需互动形成的外部循环。一向有的双循环现在要对接新发展格局，它新在哪里呢？就是新在中央明确表述的“内循环为主体”：我们既要进一步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另外一方面又要看到我们的发展阶段的演变，已经使我们现在有客观条件，也要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依仗已经有的比较充分发展的国内市场，更好地掌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主动权——面对着种种非常有挑战性的不确定性，我们更要把握好自己可以掌握的确定性。

在确定性的这个方面，客观的规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前面已经强调过的，中国要义无反顾拥抱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的全球化，认清我们要继续高举全球化旗帜，反对那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争取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使中国自己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其必然内在的逻辑，就是双循环要相互促进。客观地讲，内循环、外循环它们必然也是一种相互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内循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客观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因为中国过去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和外部世界相比有明显差距，一旦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必须特别注重以一开始可以操作的“三来一补”等方式，先使外部的资金、技术、标准化的这样一些产品的制造方案，能在“比较优势”这种原则之下，于中外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以外部世界比较雄厚的资金，比较成熟的技术，已经有的产品定制化方案，引入中国，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土地开发等基础条件建设的综合成本，形成互补，从而也就形成共赢。

而这样形成的国际经济的循环，首先从沿海地区兴旺起来，以后，又在中国更多的中部、西部，都有了这样一种国际经济循环形成的引入外部要素，进而加快中国自己的发展。那么实际的过程中，引进的不仅有资金，有技术，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引入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商业文明发展了几百年基础上的规则体系。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引入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在中国本土上形成的供需对接的外循环，促进中国自己的潜力释放，与内循环合在一起，实际的结果就是“比较优势”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使我们的一些潜力迅速得到释放，中国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得以由此比较好地推进，一直对接到经济起飞，对接到这几十年来的超常规发展，对接到中国以一步步的超常规的发展，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们的制造业总规模现在已经全球名列第一，中国的外贸出口规模也已在前些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基数提高了，整个规模上来了，那么对外依存度适当的控制已经有客观的必要，而且在我们2010年以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个总基调指导之下，我们必须掌握好有意地控制一些速度、牺牲一些速度，从而化解发展过程中间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这个新阶段，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实力，在前面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比较长足的发展进步，已经培育出比较雄厚的国内市场，现在使我们有条件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百年变局而更多更好掌握本土内循环为主体这方面它的确定性，给我们带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主导权这方面更有效的把握。

这样的一种“内循环为主体”，我认为就是现在中央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这个概念之下最主要的内容。以内循环为主体，同时也绝不放弃积极地继续处理好、发展好外循环。但是客观上从总体来说，支撑我们进一步推进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在具体分量的权衡上来说，很明显，新发展格局里面，我们要更多地依仗于内循环。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既有客观的必要性，又有现实的可能性。各种因素合在一起，我们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要掌握好这方面仍有的确定性，打造面对全球经济继续发展中我们中国的新格局，而这种新发展格局里面内在的要求，是更好秉持一种综合配套系统论的思维，处理好内外循环关系，以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实现中国发展的升级。

十四五规划期间，按照总书记对于中央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的说明，可知实际上点明了的一个节点目标，是十四五末期要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即是世界银行有明确量化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再往后推进到2035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好地以内循环为主体，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打造，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掌握好主动权。

这种主动权掌握上的要领，既包括中国要在扩大内需方针指导之下，更好地抓住有效投资，在中国自己广袤的国土上面，使我们的有效投资作为一个“做大蛋糕”的初始环节，来更好地形成我们发展的后劲，由有效投资带出更稳固的就业，更多的社会成员收入的增长，从而进一步调动消费潜力；也包括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消除社会成员在消费方面的一些“后顾之忧”形成预防性储蓄所带来的低边际消费倾向这样的堵点，克服约束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不利因素，使投资与消费积极有效地形成一种扩大内需的完整链条。

而且同时，也还要积极推进对外贸易，要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过程中，依托于我们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包括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自己的一些相对优势的发挥，使我们在各个经济体里面，在复工复产这方面继续走在靠前位置上，乘势更为灵活有效地发展外贸。

总之，进一步和国际社会处理好互动的关系，以和平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在自己的本土上以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而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现代化水平，过程中既积极做大蛋糕，又更为注重地分好蛋糕，发力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我们投资消费的潜力，进一步促进外贸与国际合作。

关于中国新发展格局里的高质量发展和升级发展，我愿意特别强调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创新发展。这个创新发展第一动力，要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上，要把我们改革里面要啃的一些硬骨头啃下来，以制度创新打开中国成长性发挥过程中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相当可观的潜力空间。

这样一种面对全球经济而掌握好中国自己新格局打造的思路，我觉得至少有前面可以观察的对外和对内两大视角上我们可以列出的这样一些要点。借这个机会，自己发表这样一些于研究中形成的基本认识，来向各位做汇报并请各位批评指正。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美国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称为未来十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美国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称为未来十年，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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