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搭景：新经济，是场戏
宋馥李/文对新经济的一轮热烈追捧，随着春夏躁动起来，关于它的前景，不止在产业界、也在学界和政界，呈现熊熊燃烧的意味。
是大家被疫情困得太久了吗？或许吧。GDP、税收、增长率，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超级黑天鹅面前，都变得不那么明晰了。
在经济前景的一片萧瑟声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新经济正在蓬勃生长，它是所有人看得到的盎然生机。
云逛街、云签约、在线教育、在线文娱、远程医疗、新型移动出行……数字经济在加速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你还能数出多少个应用场景？它们能化解我们的2020焦虑吗？
4月13日，上海发布了促进在线新经济方案。3年内，上海要在12个重点领域，推进4个“100+”行动目标。
无独有偶，3月31日，成都举办了一场发布会，展示了100个新产品和100个新场景。并宣布：成都将每个月向社会发布100个全球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新经济产品。
一夜之间，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从理念和方针，演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城市为新经济企业提供了应用场景
新经济：新场景，新动能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上。
该报道提出了广义上的新经济概念——它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
听起来有些不明就里。实际上，由于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它并没有稳定的定义口径。
较为普遍的、狭义的“新经济”定义是：以互联网、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为代表，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
这一定义，将“新经济”的出现，归功于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新经济规模将达 32万亿元，占 GDP的35%，到2030年将超过50%。
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经济指数”理论指出，不同时期城市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是由新技术“S型曲线”取代旧技术的“S型曲线”来实现的。
他乐观的认为，当旧动能增长乏力的时候，新的动能异军突起，就能够支撑起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传统动能开始逼近经济增长的“S型曲线”天花板，城市经济发展，依靠旧动能驱动已经变得力不从心，甚至会出现副作用。
2020年真是一个全面检验新经济的尖峰时刻，旧动能毫无疑问将增长乏力，新动能能否异军突起？
新旧动能转换，被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升为城市战略。
广州、深圳、青岛、天津、南宁等地相继开展了场景征集，将场景作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破局发展的关键。
广州市的场景征集，由市科技局主导，核心落点在于加快解决制约其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在专项中设立若干应用场景示范，加速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深圳市由发改委牵头征集人工智能项目，主要集中在芯片、激光雷达、传感器等硬件领域，围绕制造、物流、能源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天津由市网信办牵头，鼓励社会各界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和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的商用、民用、政用价值。
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新经济的超级应用场景，将城市空间打造为合适的应用场景，让新经济的大大小小的“演员们”，可以投入表演。演得好，当巨星！演不好，跑龙套，被淘汰。
场景，原本是影视用语，是指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内发生的行动，或者因人物关系构成的具体画面，通过人物行动来表现剧情的特定过程。
共享出行的过程，离不开城市交通这一特定场景，离不开乘客和滴滴司机这一特定任务关系，一单网约车的剧情，要在上述环境和人物的共同作用下完成“演绎”。
听起来，新鲜、刺激！
而长城战略咨询认为，新经济的场景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从技术视角看，场景是推动创新应用的新孵化平台；从企业视角看，场景是寻求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试验空间；从产业视角看，场景是推动产业爆发的新生态载体。
审批死循环：都可以管，那谁来管？
新经济这把火，是怎么在城市间延烧起来的？
2019年1月，成都市最先设立了一个新部门——新经济委，这是第一个城市为新经济设立专门机构。
细细考察其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经济的过往。
实际上，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并非哪位领导高瞻远瞩，其初衷，是为了解决“踢皮球”的问题。
作为共享经济领域的代表企业，滴滴在开拓成都市场时，需要找到“婆家”来审批。
滴滴找到交通局，交通局认为滴滴的业务模式更像电子商务，应该找商务局；滴滴找到商务局，商务局认为滴滴虽有电子支付环节，但涉及到手机APP等线上内容，应该是经济和信息化局来负责；滴滴又来到了经信局，但经信局经过全盘考量后，认为滴滴涉及的车辆管理，仍需要由交通局来负责。
遭遇了审批的“死循环”共享经济的突起，落地一时间无从下手。
说以上各个局不作为，好像也有些过于苛责。面对这种融合多业态的新物种，以往的审批流程不适用，当然也就不敢用。
面对新事物，官员们多看看，观察一下，也无可厚非。
没有有效统筹，成都市虽然表明上拥抱新经济企业，但在实操层面，滴滴们拜庙无门，不得其法。这个情况，滴滴不止在成都遇到，在很多城市都遇到了。
滴滴在成都的尴尬，并未让成都有什么不对劲儿，直到另一家公司出现——货运界的“滴滴”——货车帮，这家公司就出生在成都。
货车帮遭遇了同样的尴尬，在数个部门之间彷徨。犹疑之间，对于大数据产业全力进取的贵阳，对货车帮伸出橄榄枝。
据说，让货车帮下决心将总部迁往贵阳，是因为一次货车被查扣事件——因为成都交通部门处置不当，而贵阳则专门派出工作组协调解决问题。
2015年，货车帮转场贵阳。
不过，那时的货车帮被人看做“皮包公司”，连人都招不到。一筹莫展之际，贵阳经开区给予了支持，不仅陪同他们到职业学校参观，还向校方担保，帮助货车帮招聘。
解决了初期的发展瓶颈，货车帮迅速壮大、崛起，成为独角兽公司。
那位企业负责人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选择从成都迁到贵阳，是因为贵阳有创业型的政府，有“懂他的人”。
这一切，对成都市主要领导刺激很大。
他们意识到，在新经济时代，做一个“懂企业”的政府，有多重要。
新经济业态的不断涌现，是一个对旧格局不断打破，让新规则不断迸发的过程。新经济的不断涌现，不但涉及到更复杂的利益分配，更带来了管理责任划分问题，还会对政府的监管带来挑战。
不成立新部门，新经济仍然会发展，但是会面临管理缺位的掣肘。成都需要一个新部门，在统筹新经济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管理补位。
新经济委：曲线设立，焕然一新
成都市领导对这个新设部门给予了极大的期望。
2017年，成都新经济委开始组建。
不过，新部门并没有大张旗鼓。当时，成都党政机构的编制数量是卡死的——70个，一个空档都没有。
新部门只好走“曲线”，做名义上的市政府办公厅的“内设机构”，实际上独立运行。
2019年1月11日，成都全面启动机构改革，改革调整优化20个机构，给新机构的设立空出了“名额”。
5天后，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为什么叫“新经济委”，而没有叫“新经济局”？
一字之差，大有不同。“局”是一个单项职能部门，而“委员会”具备平台性的综合协调职能，可以横向发挥牵头协调作用。
新经济委的人员，抽调自各部门。主要来自科技局、发改委、经信局、统筹委等与新经济关联较大的部门。
高学历人才占绝大部分，新经济委共有20多个硕士、3个博士，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的高材生。
既然是新机构，新经济委在用人上，颇有不拘一格的魄力。
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所属公司引进的海归人才，以金融、科技等相关专业为主，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近70%。
除了学历高，团队成员还年轻。以80后和90后为主，平均年龄不到35岁。
全面主持新经济委工作的党组书记卢铁城，是川大博士、核物理科学家，他也原成都科技局局长。
主任张新宇负责主持市新经济委行政工作，他基层从政经验丰富，在区政府担任过领导职务。
颇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年轻的副主任——李佳林，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高材生，1987年出生，专业能力极强，负责研究院。
总的来说，这是一支高学历、正青春的团队。
新经济统计：南派精细，北派粗犷
当新经济出现，直面它的人，第一个困惑是如何精准描述它——新经济具有渗透、融合、高成长、动态变化等特点，在统计上存在界定难、采集难、核算难的“三难”。
它给经济统计带来了挑战：统计分类、统计调查方法、劳动力统计、价格指数编制方法、GDP核算方法。
例如，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业态，由于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统计数据波动较大，统计周期越短，越能反映其发展变化情况。
为此，针对“四不像”的新经济，必须连接上中下游、贯穿一二三产业的供应链企业，分别在规模以上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报表中对其进行统计。
传统经济统计体系，无法体现新经济所占比重、新经济企业的数量、技术发展、风险投资等基本情况。
没有这些基础数据，推动新经济发展，便失去了决策的依据。建立一套科学的新经济统计和监测体系势在必行。
2016年，国家统计局曾赋予了深圳“9+n”项统计改革任务，特准深圳改革创新试点不封口。
2015年以来，深圳新产业统计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新材料、生物、新能源、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七大战略性新型产业统计方法制度。
迄今为止，这套统计方法还在不断修正，并对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识别和智能装备、海洋等未来产业进行了试点试算。
成都新经济委，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必须试着创建一个新的统计和监测体系，来描述这些新物种。
目前，他们已经主导完善了成都新经济统计监测体系，加入了大数据网络爬取，对成都新经济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实现实时监测。
北京是新经济的重镇，对新经济的分类，尽显北派的粗犷，除了不在传统的经济分类里的，新生的经济形态都叫做新经济。
虽然分类有些宽泛，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新经济的逆势蓬勃。“宅经济”“云办公”、线上教育等需求旺盛，科技创新动力不减，投入持续增加。
今年前两个月，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增长14.9%，电子与信息、新材料及应用技术领域分别增长19.9%和17.9%。
相比之下，新生的成都市新经济委，分类比较精准、聚焦。他们将其分为共享经济、流量经济、创意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6大类。6个大类中又涵盖了32个中类、818个小类。
这份目录的意义在于，不仅解决了企业的身份问题，也为后期的政府服务支持和监管统计提供了规范性文件。
这个目录每两年更新一次，实行动态管理。
在新经济在统计上还没有全国大一统的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突起，我们很难有效做出评价和对比，但上述的种种，已经告诉我们，新经济的生命力正旺盛。
城市机会：布好景，等主演
2月份，成都市接连发布了两批城市机会清单。
所谓“城市机会清单”，是指通过应用场景项目化、指标化、清单化的表达形式，向社会集中定期发布供需信息，将新经济与城市发展需求有机链接。
试举一例，在政府需求清单里，排在序号1的需求场景为工地疫情辅助防控，具体需求单位为金堂县发改局，这个需求是这样表述的：为了解疫情防控信息，基于“成都市智慧工地平台”开发大屏幕多项目展示系统，透过大屏幕实时掌握区域内所有项目情况。
因为疫情防控，催生了诸多新的城市需求。需求背后，是诸多商业机会。
城市机会是应用场景的源泉和基础，应用场景则是城市机会在生产生活、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具体化表现。
而成都大力推崇的场景营城，就是让场景具象成为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城市机会。以“供场景、给机会”为逻辑主线，将城市的发展战略，展示给新经济企业们，释放发展机会。
自2019年3月起，成都在全国首创性发布“城市机会清单”以来，到目前为止，成都共发布了六批城市机会清单。
2019年，成都的新经济企业共35.9万户，同比增长26.6%，已有6家企业达到独角兽标准，122家企业达到准独角兽标准。
相比土地、政策、资金等促进产业发展的传统方式，场景能够提供需求、打磨产品；提供数据、改进算法；提供市场、迭代商业模式。
不断涌现的新场景，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游、购、医、娱等带来了颠覆性的体验，为新经济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难得机遇。
这些城市新场景，是孕育瞪羚、独角兽企业和新产业、新业态的肥沃土壤。而瞪羚、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和新产业、新业态与所属城市、地区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彼得·卡尔·克罗索说，未来城市的竞争将是新经济的较量。
这个论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国内的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国外的美国山景城、荷兰埃因霍温等城市，都在积极营造各自的创新生态，为场景创新提供土壤，为新经济布置场景。
若干年后，当我们再回顾时，或许会难忘这个2020这个年份。依靠工业资源禀赋的传统经济断档失速，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经济在此裂土分疆。
如此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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