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多了两个字——“交换”，其重要前提是“剩余”的产生，那么，分享经济就给交换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交换“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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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同义，本文中二者混用）这个词很热；分享经济这个商业模式备受推崇。对于分享经济将带来一场资源利用的革命，人们大多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它是否会带来一场颠覆性的制度革命，则有着根本的分歧。前者的观点认为，分享经济只是一种商业模式，至于是否为一种新商业模式，也有不同看法。后者的观点则认为，分享经济这种商业模式将带来一场制度革命。本文试对上述观点做一个梳理和评析，并给出笔者本人的观点。

资源革命，抑或制度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的新作《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后，在中国赢得了远比在美国更多的积极评价。在《读书》2016年第一期的开篇《当“分享”成为“主义”：物联网开启新时代》中，刘方喜认为：“里夫金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勾画由‘物联网’开启的‘分享经济’新时代，而这关乎‘西方道路’这样的‘大问题’：所开启的并非只是一种全新商业模式，同时也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分享经济将要革资本主义的命，里夫金就是这么断言的，他说：“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力不从心……21世纪下半叶，它能否在经济体制中保持主导地位是极不确定的……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上书，1页）里夫金是一位未来学家，他的这些表述都是在做预测，当然，准不准就拭目以待了。

为了不至于使问题的讨论“南辕北辙”，我们先要来界定本文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一书中，作者写道：“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上书，1页）我以为，这是西方国家学者最为典型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尽管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作了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认知和批判，但其后资本主义自身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后，又“峰回路转”，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因此，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如何走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是一个更大且更复杂的议题。本文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仅在“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方式”的意义上。里夫金根据分享经济的发展，挑战资本主义体制，显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刘方喜在肯定里夫金的观点的同时，谈到了马克思。他认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革命家’彻底革掉了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开机键’被按下了；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大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关机键’也被同时按下了：大机器生产也葬送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似乎并没有迅速被‘关机’或‘死机’，二十世纪尤其‘二战’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其躲过了灭顶之灾，其死亡‘暂停键’被按下；而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再次按下资本主义死亡的‘重启键’，其死亡已进入倒计时。”刘方喜似乎根本不怀疑再次发生“暂停键”被按下的情形，他说，“《零边际成本社会》可谓一份语调温和的死亡判决书，而这回扮演革命家角色的是‘物联网’，由其开启的‘分享主义’，作为一种消解资本价值逻辑的新的价值原则共享经济有什么经济学原理，则可谓这场静悄悄革命的新式武器。”仅仅根据“物联网”这些年的运作，若干家基于分享模式的公司的实践，就得出“分享主义”是“一种消解资本价值逻辑的新的价值原则”的判断，笔者以为，这可能过于武断、过于自信了。

这场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是一场资源革命，现在就已经达成共识；是一场制度革命，则有革命的内容和程度的分歧。里夫金和刘方喜已经肯定地认为，这是一场瓦解资本主义的制度革命。我在罗宾·蔡斯的《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一书中文版的“赞誉”中看到了更多的观点。姜奇平认为：“共享经济正成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又一次产权制度革命，正在创造一个既非公有经济，亦非私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的新产权制度。”（上书，Ⅲ页）其实，混合所有制是先于分享经济就已经出现的，分享经济是否会加速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还需要观察。吴甘沙指出：“本书揭示的不仅仅是一场资源革命（资源使用最优化），更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革命。”他的“生产关系革命”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演变为租用制”。（Ⅱ页）魏武挥说：“共享经济是另外一种路径的资源革命，不仅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Ⅲ页）这里，社会意义可能主要是指资源节约。

业界人士眼中的分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作者是全球首家约租车公司Zipcar的创始人，她根据这一实践提出了共享经济的三个理论（该书，12-13页），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概括为“人人共享模型的核心要点：第一点，利用过剩产能（分享资产）实现实际的经济效益。第二点，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建立共享平台，使分享变得简单易行。第三点，个人是具有影响力的合作者”（20页），提出了一如书名副标题的商业新模式：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充分利用过剩的或暂时闲置的资源。这种商业新模式对参与的个人有一定的要求。不过，已经有评论者说了，从本书的英文书名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Reinventing Capitalism看不出“新商业模式”的意思，倒是要“再造资本主义”。但是，综观全书的内容，以及上述的“核心要点”，蔡斯主要在告诉我们一种新商业模式，她特别强调，人类要共同面对资源——气候、水源和食物的问题。

我们看到，分享经济正在比以往更快地发展；分享经济模式正在迅速成为某一类公司的扩张工具。在过去的一个时期，Uber和Airbnb分别成为全球估值第一和第三的创业公司。Uber是没有汽车的全球最大出租车公司，Airbnb则是没有房产的全球最大住宿服务提供商，可见，它们是创造并提供一个交易平台，以充分利用全社会的闲置资源，为需求方带来便利和实惠，为供给方带来收益。和其他互联网公司迅速扩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个交易平台不需要实体门店，闲置资源的拥有者和使用者都在网上下单和埋单，给快速增长带来了可能。业内人士已经发现，类似Uber和Airbnb的分享经济，有着比较严苛的必要条件，它们是：一个可预期的全球化的市场，并且没有明显的文化和地域障碍；有广泛的、符合人性共同特征的需求；有可供唤醒和整合的供给，且不需要做大量投资和建设；轻公司，有快速扩张的商业模式。

我在“老虎财经”网站看到一篇主要引用业界人士观点的有关分享经济的文章。美国凯托研究所在线杂志《自由凯托》发表克里斯托弗·库伯曼的文章称，大家通常看到的所谓“分享型”经济，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分享，“事实上，人们从互利的交往中获益”。长期关注分享型经济的自由记者阿维·阿什-萨皮罗也认为，分享型经济的确存在，如沙发客、借给邻居一把电锯、顺路送亲戚去机场。但是，付费搭乘、收费过夜，或有偿的家务劳动，与从面包店买面包并无二致。在Twitter访谈中他告诉记者，利用智能手机或网站作为交换的途径并不能使交易变身为分享，因为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消费者、劳动者和管理者三方之间的关系。他反对将利用互联网平台所从事的交易都作为“分享经济”。在路边招手打车和通过Uber预定专车，真的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以至于前者只是传统经济，后者可以被称为“分享型经济”？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总之，他们反对滥用“分享”一词。

他们认为，至少到现在为止，共享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者，让他们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对于供给方来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让渡物品的使用权或提供服务，来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对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拥有物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由于供给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闲散或空余的，而非专门为需求方提供的，因此，需要一个平台对数量庞大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撮合，就产生了共享经济的平台公司。与传统的酒店业、汽车租赁业不同，共享经济平台公司并不直接拥有固定资产，而是通过撮合交易，获得佣金。共享经济的另一个核心特质是，所说的“共享”是指对个人所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源进行共享，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才是共享经济的核心实质。因此，本文告诫，虽然一些业内人士极力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描述分享型经济对人类未来的好处，但分享型经济显然并不是单纯的公益概念。

腾讯研究院最近提供的《中国分享经济全景解读报告》指出，分享经济是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分享经济是一种非公益性分享，供方和平台在分享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不同于互联网常见的知识分享、开源软件、信息和数据分享等等。

边际成本为零就免费了吗？

里夫金的逻辑是，分享经济之所以能革资本主义的命，是因为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边际成本为零，出现了免费的商品（服务），它们在惠及广大民众的同时，将颠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里需要讨论三个问题：一，边际成本及其为零是怎么回事？二，这里的免费商品就是经济学原来所说的free goods吗？三，里夫金提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指什么？

边际成本是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导致的总成本增加量。在短期（存在不能改变的固定投入时）成本函数中，总成本是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之和，边际成本只与可变成本有关。因为产量增加时，固定成本不变，只有可变成本才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此时，边际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一递减达到最低点之后，就随着产量增加而递增。在长期，所有投入要素均可变化，也就意味着不存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分。此时，固定成本高的行业或产品（服务）的生产或提供，其边际成本下降就有较大的空间。包括里夫金在内的，现在人们所说的边际成本为零（严格地说，是趋近于零），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说的。在产品和服务中，越是固定成本占比较高，可变成本占比较低时，随着产出不断增大，边际成本就越有可能趋近于零。这是因为，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可变成本往往是不变的。在充分理解了边际成本的概念后，就不难发现，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甚至为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均成本为零。只要为零的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价格就不会为零，因此，里夫金所说的“免费商品”几乎是不存在的。

有些经济学教科书为了说明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资源配置中的资源，是economic goods，就会相应提出free goods，就此说明，一个是收费的资源或物品，另一个是免费的资源或物品。这里，免费是因为资源充足，如空气，使用者都不需要付费。然而，里夫金并不是在说这一类资源或物品，而是在说economic goods。因此，即便当economic goods的边际成本为零时，使用者确实没有付费，却总是有人在付费的，例如，现在流行的“第三方”付费模式。而且，当消费者在免费消费互联网上提供的信息、娱乐或知识服务时，至少他使用的终端是不免费的，同时，它们是在快速折旧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无论对经济学家，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个常识。

何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尽管我们没有看出里夫金从分享经济到颠覆资本主义的严密逻辑，但是，对于他有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观点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他说：“行业领袖会争取市场份额以建立垄断，这样他们就能够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阻碍‘看不见的手’引领市场达到商品或服务近乎免费的最有效模式。这一困境就是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零边际社会成本》，7页）由这一段表述可以看出，在里夫金那里，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企业家试图通过垄断（实为规模经济）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在不断地将利润率平均化。其实，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所在，也是企业家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企业家区别于企业主或商人，有着更大的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和能力，规模经济、持续创新和承担风险，就成为他们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途径。说这个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颠覆的内在矛盾，似乎很难有说服力。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这个基本矛盾演化的具体结果是什么？纵观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个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效率，但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社会公平的矛盾，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实中更作为一种因素，或一种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践，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建立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可见，在效率这个资本主义因素起作用的同时，来自公平正义的改进和改善，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主要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仍然在实施并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被颠覆的可能性。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发现可以替代市场经济的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一如已有分析所指出的，目前的分享经济并不具有公益性，所以，它的社会价值主要在资源节约，而不是再分配。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措施，肯定要在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上发生革命性变化，如若不然，基尼系数如何缩小？公平正义如何弘扬？在当代，北欧国家的一些实践，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些变化。

共享发展才是制度本质的彰显

如果说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多了两个字——“交换”，其重要前提是“剩余”的产生，那么，分享经济就给交换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交换“闲置”。这里，“闲置”是拥有者暂时不用的“剩余”。大致符合上述若干“必要条件”的“闲置”，成为分享经济的基石。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使汇集和交换这些“闲置”变得容易和便利，进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是分享经济的充分条件，是另一个基石。由此，作为商业模式的分享经济成为一种现实，带来的主要变化是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分享经济的本质和意义大致就在于此。

然而，与共享发展比较，分享经济只是技术，共享发展才是制度。我们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之一是共享发展。中共中央关于编制“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建议》要求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及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和任务。显然，这里的共享发展与分享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在讲制度变革，一个是利用技术变革形成商业模式。

怎么看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未来？对于如此宏大的命题，里夫金这样的具有学科背景的未来学家感兴趣，并基于一些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作出研判，本来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里最为忌讳的，也是过去我们常犯的错误是急躁。看到历时不长，仅仅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分享经济（甚至有学者和业界人士对分享经济是否为新的商业模式，都表示怀疑），就大呼小叫：资本主义要被颠覆了，这和我们以前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个例子。有人预测，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能会在对接需求和供给上发生革命性变化，因此会产生一种新的计划经济。这也要继续观察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们在运行机制和商业模式上带来的进一步变化，特别是要等待关键性制度变化的出现，才好作出比较确定性的判断。

人们为什么总是急躁？我想，一是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总是在起作用，特别是在那些有话语权或决策权的人身上表现得比较强烈。所以共享经济有什么经济学原理，有话语权的人尤其要谨慎；决策权则要关在“笼子”里，使其受到约束。二是现实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倒逼。人们在这些矛盾和问题面前，总想做些什么，并且，政府有任期，人生又苦短，急躁就在所难免。但是，急躁的危害很大，极易搞出泡沫，把好端端的持续发展给弄坏了。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所以，现代国家要通过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来解决这个可能致命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互联网金融法律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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